两极分化

两极分化 ，原指在私有制商品经济条件下，不断从小商品生产者中产生少数脱离劳动的资本家和大量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这样两个极端的 趋势。

一般知识

读音:liǎngjí-fēnhuà

英译: [polarization;bipolar differentiation]　(1)团体、思想、体系或势力等分成两个对立面。

(2)原来合在一起的常常发生冲突的团体或势力向相反的极端集中。

(3) [如社会或势力]分成两个集中于相反极端的部分。出处：

邓小平《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一条是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一条是发展经济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分化。”

政治概念

两极分化是价值规律在私有 制商品经济中发生作用的必然结果。小生产者的这种两极分化，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即在封建社会末期和资本主义社会，导致和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发展， 导致贫富悬殊。在我国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 度；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 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是，社会主义制度不会像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那样，把社会财富愈来愈集中到少数 人手中。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 “共同富裕”，国家可以通过法律和政策的宏观调控，使公民收入的差距保持在合理合法的范围，消灭两极分化。

现状

中国社会两极分化的现实，不但普通老百姓都看到了，连官方媒体都做了相当充分的报道。财政部的调查指出，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已经达到“高度不平等”状态。什么是“高度不平等”？就衡量总体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来说，0.4以上叫“高度不平等”，而我国的基尼系数，早就超过了0.4，到2007年已达到0.473。在城市中，10%的富裕家庭占有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45%，而最低收入10%的家庭其财产总额，只占全部居民财产的1.4%。最近发行的新华社《财经国家周刊》创刊号所公布的、名为“影响当前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主要问题”的、对包括资改派吴敬琏、厉以宁在内的50位知名经济学家的问卷调查中，“收入差距过大”，位居前十位主要问题的首位。刚刚落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发布的公告中说：“要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增强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消费能力”。这说明，中央已经注意到并默认了由收入差距“高度不平等”所带来的贫富差距过大。总之，贫富差距过大——两极分化，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人民大革命的胜利，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使人民群众当家做了主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新中国成立后，立即在全国范围没收买办官僚资本，进行土地改革，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剥削，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这样做，迅速地消除了旧中国的两极分化，但不能保证不再产生两极分化。因为，城市中资本主义还存在，土改后的农村是汪洋大海般的小农个体经济，而小生产每日每时都在产生资本主义。所以，中共中央、毛主席及时地制定和贯彻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在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同时，实行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杜绝新的两极分化。经过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基本建立；以后又经过十几年的调整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逐步巩固起来。在此基础上，不但实现了国民经济的较快发展，而且消除了两极分化。从国民经济恢复以后到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的工农业生产总值，以8%左右的速度增长着，而标志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从1978年到1984年稳定在0.16的水平，在此之前更不会高于这一水平（一般说基尼系数0.2之下叫‘高度平等’）。

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农村推行包产到户，把集体经济重新改变成个体小农经济，城市企业实行改制，把大部分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重新改成名为民营实为私有制经济，由此拉开了两极分化的帷幕。从1984年开始，基尼系数一路攀升，到2007年已达到0.473。至于2007年以后，我国的基尼系数又达到了何种“新高”，所有的媒体和统计部门全都保持沉默。

特点

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表现出非常突出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差距大

上述我国的基尼系数，在世界各国中位于前列，全世界恐怕没有几个比我国贫富差距更大的国家了。基尼系数只是一般地说明一个国家的贫富差距的数据。我国作为后起的贫富差距巨大的国家，更有其独特之处，即存在着极少数富豪，大多数人处于贫困状态。据统计，当今中国有亿万富翁三千多个，是真正的一小撮；千万富翁三十多万，占不到总人口的千分之一。麦肯锡最新的调查表明，2008年中国的富裕家庭数量为160万个，在中国所有城市家庭中，只有1%的家庭达到富裕的标准；放到全国来说，只能占到千分之二、三。而大多数人的平均收入，仍在贫困线（日均2美圆）以下，处于买不起房子，看不起病，孩子上学困难的贫困状态。

速度快

我国的贫富差距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拉大，到本世纪初期形成两极分化，前后不过二十年的时间，这种速度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很少有的。

官僚特权

构成了大富豪的主要成分。统计数据说明，中国的亿万富豪，高干子弟和亲属占了90%以上。这些人都属于新产生的官僚特权阶层。这一数据也说明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高干子弟和亲属里边，这些人也是少数。

多数贫困

权威统计数据说明，2008年全国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为人民币4750元（大约合700美圆），处于国际标准的贫困线以下；依据中国多年来的实际情况，起码有一半人占不到人均收入的一半，即不到人民币2400元（大约合350美圆），处于国际标准的绝对贫困线之下。一般工人的状况也不比农民好，甚至更差。以江苏为例，2009年月最低工资标准，一类地区850元，二类地区700元，三类地区590元，二、三类地区占大多数，即大多数的工人年工资收入在8400元以下。如果每个家庭为双职工，工资收入为16800元，抚养一老一小两个人，人均收入为4200元，如果是单职工，收入更低；还有大量的下岗工人，情况就更惨了。就是说，大部分工人处于贫困和绝对贫困状态。而在全国各省和自治区中，不论总产值还是人均产值，江苏省都位居前列，其他省、自治区的情况就更不用说了（我国自己定的贫困线为人均年收入约1200元人民币，不知根据是什么）。

发展中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发生在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一个极大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是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但目前的中国，却产生了严重的两极分化。两极分化是私有制和剥削制度社会的共同特点。从根本上说，社会主义社会和两极分化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在当代中国，或者是从根本上消除两极分化，或者是完全地颠覆社会主义制度，二者必居其一，没有中间道路可走。

根源

我们研究问题，不但要对事情有全面的了解，还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在了解我国当代社会两极分化的概况和特点之后，还要进一步找出其原因，揭示其根源。只有把这些都搞清楚了，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谈起我国当前社会两极分化的原因，人们都把它归结于地区差距、城乡（工农）差距和分配差距。这是表面地、片面地看问题。

地区差距，历来都有，但从来都不是两极分化的原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上个世纪的80年代中期之前，不存在两极分化；80年代中期之后，虽然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呈现逐渐扩大的趋势，但直到现在也不到两极分化的程度。两极分化是存在于各地区内部。

城乡（工农）差距，只是两极分化的部分次要原因，而不是主要原因。城乡（工农）差距作为两极分化的原因，一是绝大部分大富翁都集中在城市，二是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如上所述，目前中国社会，不管是农民还是工人，大多数都处于贫困状态。极少数人——集中在城市中的绝大部分大富翁——占有过多的财富，不但是大多农民贫困，而且也是大多数工人贫困的原因。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在私有制企业占了国内生产总值和工人数量的大多数的情况下，从中获益的只是财产占有者，即私营企业主。二十多年来城乡差距越拉越大，有着深刻的根源，即生产方式的差别。

由社会分配不公所造成的收入差距过大，是两极分化的重要原因，但不是根本原因。社会分配不公，首先是初次分配不公。二十多年来,劳动者报酬的比重呈下降趋势,职工工资占企业运营成本，由1980年最高时的17%不断下降到2007年的11%,资本回报的比重却节节上扬。而在职工工资中，占大多数的工人群众的人均年收入，大体在七、八千元左右，而国企高管动辄几十万、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相差几十倍甚至几百倍；大中型私营企业主的收入，现在还无法统计。农民的人均年收入，如上所述，仅有两千多元，处在最底层。社会分配的这种极端不公，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到现在已有二十多年，这是造成两极分化的直接原因。第二代领导核心还在世的时候，就承认我国社会已经出现了两极分化；第三代、第四代领导人，也都指出过社会分配不公、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但到现在非但没有解决，而且愈演愈烈。这是值得深长思之的。

两极分化的根本原因是剥削，是私有制和生产方式。许多人，包括有的国家领导人，都把当前中国社会的收入差距过大归咎于分配问题。这只看到了现象，而没有深入到问题的本质。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产品分配，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当前我国的大多数普通工人收入过低，根源是所在企业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所造成的严重剥削。许多企业存在着严重的、甚至残酷的剥削。上面所说20多年来劳动者报酬的比重呈下降趋势,资本回报的比重节节上扬，其中重要的一块，就是私营企业主的收入大幅增加。当前，我国的中小企业绝大多数成了名为民营企业，实际上是私有制企业。这种状况不改变，两极分化的问题永远得不到解决。

生产方式中的生产关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产品分配等三要素。其中，决定分配的不但有所有制，还有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现在的国有企业，完全丢弃了鞍钢宪法，工人已经不是企业的主人，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经不是平等的关系；一切都是企业的高级管理层说了算。国企高管的年收入几十万、几百万甚至上千万，是普通工人的几十倍、几百倍，收入差距这样巨大，国家国资委主任李容融还说“不高”。

整个农业生产方式落后，是当前我国农民收入过低、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拉大的根源，也是整个“三农”问题的根源。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逐渐从集体经济，改变成了小农个体经济，并且是特别细小的那种，大多数农户，耕种着六、七亩田地。除去法律上土地是集体所有，其他生产资料都是个体所有。这种生产关系，不但是从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倒退，甚至比资本主义大农业还要落后，已经极大地束缚和阻碍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这是大多数农民的收入仍然处于国际绝对贫困线以下的根本原因。

除去国内经济上的原因，我国当前社会的两极分化，还有国际上的原因。其中国际资本的剥削，是我国当前社会劳动者收入过低的国际根源。

以上是当代中国社会两极分化的经济上的原因，还有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原因。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任何经济上的重大变化，都离不开政治和思想上层建筑的作用。上个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和发展，是在政治的和思想的上层建筑的支持和保护之下完成的；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生产关系方面的倒退，也是在政治的和思想的上层建筑的支持和保护下实现的。

在政治上，主要是资改路线、政策和权力机构的作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问姓社姓资，不问姓公姓私，都是资改路线的重要内容，对两极分化全面快速地发展，起了主要的作用。在广大农村，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全面推开的包产到户，是造成目前仍然占据统治地位的小农个体生产方式、从而大多数农民仍然处于国际贫困线以下的主要原因；在城市，从“包字进城”到大多数工厂企业从公有制改为私有制，是大多数工人处于贫困状态的主要原因。不管在农村还是在城市，都要推行资改路线，当时有一个很典型的口号：不换路线就换人，不换思想就换人。（山东烟台地区是个典型。当时这个地区在全国是集体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推行包产到户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地区、不少县和公社换了几茬负责人，才把包产到户推行下去。）在这个过程中，官僚特权阶层通过政策实现超经济剥削，成为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的主体。

在思想上，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和剥削阶级腐朽没落思想，是重要根源。修正主义，归根到底仍然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共产党内的影响；它在当代中国的表现，主要是否定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它的特点是，凡是毛主席主张的它就反对。这种思想是资改路线和政策的思想支撑和指导。机会主义，主要表现为两面派作风。例如，对待农村集体经济，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中央文件都强调要坚持集体道路，但在实际工作中，却全面地强力推行包产到户、分田单干；对于整个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直到最近的中共代表大会政治报告和党章，都强调坚持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到现在，各种企业中国有经济仅占1%，以民营经济为名义的私有经济已经占了99%；高调推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实现共同富裕的“大政策”，30年过去了，实现了两极分化，等等。剥削阶级腐朽没落思想在群众中的影响，是两极分化更广泛的思想基础，个人发财致富和极端个人主义，是其主要的表现。安徽小岗村包产到户带头人中的有的人，公开宣称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就是典型的代表。

解决对策

搞清了两极分化的根源，我们再简略地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总的来说，就是标本结合，治标要快，治本要坚。

社会分配不公是造成收入差距过大，直至两极分化的直接原因，是首先要解决的。最近，中央和许多地方都把解决社会分配不公的问题提上了议程。解决社会分配不公，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必须把重点放在大幅度提高普通职工工资收入上。而难点是中小企业普通职工工资收入太低，政府又没有强有力的约束办法。另一方面，是限制国企高管和民营企业主的过高收入。

但是，社会分配不公不是收入差过大和两极分化的根源，根源是剥削，是私有制和生产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不平等。要从根本上解决两极分化问题，必须按照宪法和党的重要文件的规定，实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再改造，重新建立起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在企业中恢复工人阶级的主人公地位，在广大农村大力发展集体经济。在完成这个任务之前，为了解决社会分配不公问题，不能一般地提高普通职工收入和限制国企高管和民营企业主的过高收入，要对他们的合理的收入比例做出硬性规定，限制剥削，并有专门机构严格监督执行。

要对以前的有关政策规定进行清理，撤消导致两极分化的政策，制定和推行有利于消除两极分化的政策，并对各级党和政府机关执行这些政策提出严格要求。

两极分化和腐败，已经成为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二者互为因果，竟长争高。因此，要消除两极分化，必须解决腐败问题；而要清除和预防腐败，必须消除两极分化。要解决一个问题，前提是首先要承认这个问题的存在；如果不承认问题的存在，就根本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当前，有些人只承认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极力回避两极分化问题。这样是不能解决两极分化问题的。当然，承认了问题的存在，还要找出其特点，分析其原因进而挖掘其根源，形成恰当有力的对策。两会在即，本文只是就以上问题作一些初步的分析，以期抛砖引玉。

红色预警

作者:陈则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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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警信号是气象学上的术语，表示将要有灾害性天气到来，提请人们提前采取防御措施，以使灾害所受损失减小到最低程度。预警信号的等级多为黄、橙、红，红色普遍被用于最高等级。

笔者在这里借用这一气象术语来描述中国现在贫富差距之大，已经达到了一个很危险的地步。经济学上经常用一个名词叫“基尼系数”来衡量一个国家贫富差距。按照国际惯例，系数在0.3以下为最佳状态，在0.3至0.4之间为正常状态，超过 0.4为警戒状态，达到0.6则属于社会动乱随时会发生的危险状态。据有关资料统计，这个系数在我国的发展情况是：1978年为0.18，1988年为0.382，1994年为 0.467，而个人年收入和人均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分别达到了0.529和0.561，这么短的时间内，社会公众的收入达到一种严重不均的状态。这就表明，中国的贫富差别已大大越过了警戒线，达到了非常危险的程度！

中国的现象是：富人暴富，穷人日穷。中国的富人已经不逊于世界任何国家的富翁。这些富人的数量虽然很少，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但财富量可观，约占全部个人资产的百分之八十。富人集中在文艺、体育明星；个体经营者群体；部分国企经营者；部分不法公务员等等。这些人的收入来源不一，形式各异，有的还算基本合法，老百姓对他们收入的认可程度要高于其他几个类别。如：文艺、体育明星们，虽然他们获取的是暴利，但只要他们照章纳税，也还说得过去。个体经营者中如果守法经营，照章纳税就很难获取暴利，所以肯定地说，有很大一部分有偷漏税现象，老百姓对他们收入意见很大。其他两类人如果不靠违法所得根本达不到暴富程度，可以说，他们中的暴富者既是腐败分子，老百姓对他们的违法所得意见最大，也可以说反腐败主要是针对这些人。

目前中国最穷的中哪些人？最底层的劳动者肯定是最穷苦的人。首先是农民:农民占中国国民总数的75%，按照中国社科院的调查，城乡财富拥有比例是 96： 4；农民财富拥有额仅为城市人口的1/72，用百分比显示是1.388%。相比城市人，农民构成了我国穷人的主体。

其次是城市中的贫困人口：据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数据调查显示，目前我国城镇居民对生活状况不满者近2亿人，占城镇总人口的45%，非常不满意者约3200—3600万人，占城镇总人口的7%—8%。原因是他们没有任何生存资源（农民尚有土地），一旦失业下岗必将面临生存危机。据不完全的统计：中国过去几年有约4000万国有及集体企业的职工下岗。他们中年轻一点的下岗职工还有办法去再就业或自己创业，而那些女四十男五十岁的人一旦下岗，面临着最艰难的局面。还有一部分放长假和“内退”的职工，生活费用和各种保险也有很大一部分没有保障。

这些人大都出生于五六十年代，受的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特殊教育，使他们特别吃苦耐劳，无怨无悔地为祖国奉献了青春；他们特别能忍耐，总觉得现在生活好多了，和以往比样样都好多了。他们要么凭多年积蓄，要么上靠有退休金的父母，要么依靠已工作了的儿女。他们坚信总有一天日子会好起来，面包会有的……… 。

两极分化的根本区别在于国家总体资源的分配不公，百分之八十的资源掌握在百分之二十人的手中，百分之二十的资源掌握在百分之八十人的手中。资源包括：土地，矿产，能源，科技产业资源等。供养政府机构的资源占有百分之五十，巨商显贵以及地方的势力团体占有总体资源的百分之三十，工人以及农民只占总体资源的百分之二十。按人口来看，我国的工人家庭人口以及农民家庭人口的总和为十亿左右，政府机构人员和巨商显贵以及地方势力团体的家庭人口总和为三亿左右。随着社会改革的不断深入，失业的工人数量会越来越大（除去潜规则统计），失地的农民数量会越来越多，资源也会越来越少，如果政府不加以严格的宏观调控，富人的财富会越来越膨胀，穷人的数量会越来越多，破坏社会和谐的因素会膨胀到难以控制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