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母戊鼎

后母戊鼎（原称司母戊鼎），又称后母戊大方鼎、后母戊方鼎。原器1939年3月在河南安阳出土，是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戊所制，是商周时期青铜文化的代表作，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后母戊鼎因鼎腹内壁上铸有“后母戊”三字得名，鼎呈长方形，口长112厘米、口宽79.2厘米，壁厚6厘米，连耳高133厘米，重达832.84公斤。鼎身雷纹为地，四周浮雕刻出盘龙及饕餮纹样，反映了中国青铜铸造的超高工艺和艺术水平。

后母戊鼎初为乡人私掘，因体积过大，为防日军抢走，将其重新掩埋。1946年6月重新出土，存于南京中央博物院。1959年铜鼎从南京调往北京，存于新建成的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至今。

经研究考证，鼎腹内壁铭文“后母戊”是商王武丁的后妃妇妌的庙号。后母戊鼎是用陶范法铸造而成的，在商后期铸造后母戊鼎至少需要1000公斤以上的原料，且要在大约二三百名工匠的密切配合下才能完成，经测定，鼎含铜84.77%、锡11.64%、铅2.79%，与古文献记载制鼎的铜锡比例基本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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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传历史

早在1937年11月，安阳被日寇占领。后母戊大方鼎出土后，秘密运回村中，暂时埋到了吴培文的院中，用柴草伪装好。可很快就有人走漏消息，向当时驻东营飞机场的日本警备队队长黑田荣报告此事。黑田荣很快就来了吴培文家，绕着鼎一边转圈一边嘀咕“宝物！宝物！”大鼎落入了当时侵华日军的眼中。

日本人走了，吴培文他们的心也提起来了，再留着鼎，可能性命难保。一番商量后，他们找来了北平的大古董商肖寅卿“看货”，打算卖掉。肖寅卿来了后，出价20万大洋，却要求将大鼎分割成几大块装箱。据资料记载，农民们还真用钢锯、大铁锤，趁着夜深人静分割大鼎。虽然是受了20万大洋的诱惑，但毕竟越砸越觉得作孽，吴培文阻止大家再砸下去，大家横了一条心，决心要把大鼎好好保护起来。

之后，日本人连续派兵进村搜宝。第一次，日军100多人将吴家大院翻了个底朝天，由于此时大鼎被村民重新埋入地下，日本人终于无功而返。日本人走后，吴培文将大鼎转移到了自家马棚地下。第二次，日军来了三辆大卡车，一进村，就架起了机关枪，吴培文急急忙忙检查了马棚的伪装，又泼了些泔水，成功混出了日军包围圈。一直在村外待到天色擦黑，吴培文听到了日本人收兵的哨声，他立刻跑回家，直奔西屋马棚，谢天谢地，大鼎仍在。吴培文大叹“大炉有灵，天助我也。”

这之后，吴培文花20大洋从古玩商处买了一个青铜器赝品，藏在自己家炕洞里。不久以后，日本兵和伪军又进村了，直扑吴家后院，扒开吴培文的睡炕，抢走了那个赝品青铜器。但由于日本人仍旧盯紧了吴培文的行踪，要继续搜捕他。为了保护大鼎安全，吴培文将大鼎秘密托付给自家兄弟，远离家乡避难，直到抗战胜利才回到安阳。吴培文等乡亲为保护国宝，在吴家大院三次转移埋藏地，最终将其埋藏在吴家大院东屋，免遭日寇掠夺。直至抗战胜利。

曾任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先生倡议创建的国主中央博物院（今南京博物院）通过收购、拨交、发掘，集中全国第一流珍品约二三十万件，其中便包括后母戊鼎。

1948年，大鼎在首都南京首次展出，据记载，蒋介石曾亲临参观，大鼎轰动了整个南京城。

1949年国民党撤往台湾时原有意将大鼎运往台湾，但由于大鼎过于沉重，大鼎流落在南京飞机场，后被解放军发现，转移到南京博物院。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建成，后母戊鼎从南京调往北京，成为镇馆之宝，并一直存于国家博物馆。成为了中国国家的镇国之宝。

2005年，大鼎回归安阳“省亲”，已经83岁的吴培文在殷墟门口，时隔59年终于再次与大鼎见面。他一眼就认出大鼎来“分别时兵荒马乱，再见时国富民强”。老人一直觉得，保护了大鼎没有落在日本人手中，是他一生之中做得最有价值的一件事。那一天，作为大鼎的发现人和保护人，他被特许可以抚摸大鼎。

文物特征

腹部呈长方形，下承四中空柱足。器耳上饰一列浮雕式鱼纹，首尾相接，耳外侧饰浮雕式双虎食人首纹，腹壁四面正中及四隅各有突起的短棱脊，腹部周缘饰饕餮纹，均以云雷纹为地。足上端饰浮雕式饕餮纹，下衬三周凹弦纹。

文物价值

后母戊鼎是世界上罕见的青铜器贵重文物，它是迄今为止所有出土的鼎中最大最重的：重832.84公斤，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宽78厘米，足高46厘米，壁厚6厘米，大得可以做马槽，所以人们又叫它“马槽鼎”。

后母戊鼎纹饰美观庄重，工艺精巧，一向为世人所钦羡。它的价值因此而更高。鼎身四周铸有精巧的盘龙纹和饕餮纹，增加了文物本身的威武凝重之感。饕餮是传说中喜欢吃各种食物的神兽，把它铸在青铜器上，表示吉祥、丰年足食。耳廓纹饰俗称虎咬人头纹，这种纹饰是在耳的左右作虎形，虎头绕到耳的上部张口相向，虎的中间有一人头，好像被虎所吞噬。耳的上面还有两尾鱼形。足上铸的蝉纹，图案表现蝉体，线条清晰。

文物研究

铸造工艺

后母戊鼎的铸造工艺十分复杂。根据铸痕观察，鼎身与四足为整体铸造。鼎身共使用8块陶范，每个鼎足各使用3块陶范，器底及器内各使用4块陶范。鼎耳则是在鼎身铸成之后再装范浇铸而成。铸造此鼎，所需金属原料超过1000千克。而且，制作如此的大型器物，在塑造泥模、翻制陶范、合范灌注等过程中，存在一系列复杂的技术问题，同时必须配备大型熔炉。后母戊鼎的铸造，充分说明商代后期的青铜铸造不仅规模宏大，而且组织严密，分工细致，显示出商代青铜铸造业的生产规模与杰出的技术成就，足以代表高度发达的商代青铜文化。

铸造这样大型的青铜器，首先要分别铸出部件，然后再合铸成为一个整体，工艺十分复杂。铸造时需要二三百个工匠同时操作，密切配合，才能完成。

文物作用

文物更名

最初给该鼎命名的是郭沫若先生，称其为司母戊鼎，他认为“司母戊”即为“祭祀母亲戊”。另一著名学者罗振玉也曾认为：“商称年曰祀又曰司也，司即祠字。”于是，这一命名便一直沿用下来了。但争议一直不断，有多位学者提出，“司”字应作“后”字解，因为在古文字中，司、后是同一个字。于是在此后出版的《辞海》对“司母戊鼎”作了这样的描述：商代晚期的青铜器，鼎腹内有铭文“司母戊”三字（或释“后母戊”）。是商王为祭祀其母戊而做。如今，把“司”改为“后”，实际上是否定了从前把“司”理解为“祭祀”的说法。大部分专家认为“后母戊”的命名要优于“司母戊”，其意义相当于“伟大、了不起、受人尊敬”，与“皇天后土”中的“后”同义。改为“后母戊”，意思相当于：将此鼎献给“敬爱的母亲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