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左氏传

《春秋左氏传》（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原名《左氏春秋》，汉朝时又名《春秋左氏》、《春秋内传》，汉朝以后才多称《左传》。

《左传》相传是春秋末年鲁国的左丘明为《春秋》做注解的一部史书，与《公羊传》、《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也是中国第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体史书，共三十五卷，是儒家经典之一且为十三经中篇幅最长的，在四库全书中列为经部。记述范围从公元前722（鲁隐公元年）至公元前468（鲁哀公二十七年）。

介绍

目录

《左传》的记叙范围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迄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

主要记载了东周前期二百五十四年间各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文化方面的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是研究中国先秦历史很有价值的文献，也是优秀的散文著作。

按照鲁国十二公的顺序，共18万字。

1．隐公11年（公元前722年——前712年）

2．桓公18年（公元前711年——前694年）

3．庄公32年（公元前693年——前662年）

4．闵公2年（公元前661年——前660年）

5．僖公33年（公元前659年——前627年）

6．文公18年（公元前626年——前609年）

7．宣公18年（公元前608年——前591年）

8．成公18年（公元前590年——前573年）

9．襄公31年（公元前572年——前542年）

10．昭公32年（公元前541年——前510年）

11．定公15年（公元前509年——前495年）

12．哀公27年（公元前494年——前468年）

13．书末附悼公4年及智伯灭亡

《左传》传文比《春秋》经文多出13年，实际记事多出26年（最后一件事为略提三家灭晋），以《春秋》记事为纲叙事，其中有说明《春秋》书法的，有用实补充《春秋》经文的，也有订正《春秋》记事错误的。全书绝大部分属于春秋时候事件，但全书的完成已经进入战国时期。这些都说明《左传》与《春秋》的密切关系。

春秋与左传的关系

《左传》以《春秋》为本，并采用《周志》、《晋乘》、《郑书》、《楚杌》等列国资料，通过记述春秋时期的具体史实来说明《春秋》的纲目。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说:"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桓谭《新论》进一步认为:"《左氏》经之与传，犹衣之表里，相持而成，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杨伯峻在《左传》一文中归结《左传》传《春秋》的方式共有四种:即"说明《春秋》书法、用事实补充《春秋》、订正《春秋》的错误和增加无经的传文。"

另有一种观点认为《左传》是一部独立的史书，和《春秋》没有直接的联系，西汉的今文经博士即"谓《左氏》为不传《春秋》"。晋人王接说:"接常谓《左氏》辞义赡富，自是一家书，不主为经发;《公羊》附经立传，经所不书，传不妄发，于文为俭，通经为长。"陈商说:"孔圣修经，褒贬善恶，类例分明，法家也;左丘明为鲁史，载述时政……以日系月……本非扶助圣言，缘饰经旨，盖太史氏之流也……夫子所以为经，当与《诗》、《书》、《周易》等列;丘明所以为史，当与司马迁、班固等列。"

清人刘逢禄、皮锡瑞均认为《左传》是一部独立的史书，皮锡瑞在《经学通论·春秋》充分肯定了王接之说，并且引用庄公二十六年《传》:“秋，虢人侵晋。冬，虢人又侵晋。”杜预《集解》云:“此年《经》、《传》各自言其事者，或《经》是直文，或策书虽存而简牍散落，不究其本末，故《传》不复申解，但言传事而已。”。《左传》有不少解经的内容，例如“君子曰”、“五十凡”等，但很明显是加工的痕迹，多数都没有与传文融为一体。宋人林栗说:“《左传》凡言君子曰是刘歆之辞。”《春秋》的一些经文没有相应的《左传》传文，例如《春秋·隐公二年》:“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杜预注:“无传。”《左传》的传文没有相应的《春秋》经文，例如《左传·襄公十五年》:“(冬)郑公孙夏如晋奔丧，子蟜送葬。”此条无相应的《春秋》经文。亦有“《经》、《传》不尽同”“《经》后之《传》”者。

楚简证真伪

2012年4月24日，该书在浙大紫金港校区举行首发式。

这批战国楚简是浙大艺术与考古博物馆的第一批藏品。首发式现场，2300多年前的战国楚简正式与世人见面。大部分完简（含缀合后）都在23厘米左右，相当于战国尺约一尺，简头、端修治平齐。3枚较长的简上端平齐，下端成尖弧状，尤为特殊，尚属首见。据介绍，这批楚简初置于一个木胎漆盒内，经清理，共编号为324号，缀合复原后完整简约160枚；字迹清晰，墨色厚重，文字抄写洒脱，颇有行草意趣。

这批印迹斑斑、长短不一的楚简与流传的《左传》内容基本一致，首次证实《左传》的成书时间至少在战国时期，从而破解了千百年来关于《左传》的真伪之争，明确了其作为中国第一部叙事完整的编年体史书的历史地位。

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曹锦炎介绍，竹简从海外回归后，经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浙江大学等研究机构的层层科学和考古鉴定，最终确定，是在公元前340年，由战国时期的楚国出产的。“除了个别字外，这批楚简的内容和当今流行的《左传》本内容几乎完全一致”，曹锦炎说，“楚简《左传》的面世，是继汉代孔壁古文《左传》出土近2000年后的再一次重大发现。”

作者之争

左丘明

左丘明（约前502—约前422） 春秋末期鲁国都君庄（今山东省肥城市石横镇东衡鱼村）人，姓丘，名明，因其父任左史官，故称左丘明（关于左丘明的姓名，长期以来由于先秦及汉代文献对左传作者左丘明的记载非常有限，历代学者就左丘明氏字名情况问题争论不休、众说纷纭。一说复姓左丘，名明；一说单姓左，名丘明，但史载，左丘明乃姜子牙后裔，嫡系裔孙丘（邱）氏较为可靠，旁系左氏有待商酌）。春秋末期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散文家、军事家。与孔子同时或者比孔子年龄略长些。

左丘明知识渊博，品德高尚，孔子言与其同耻。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太史司马迁称其为“鲁之君子”。

左丘明出身的家族世代为史官，曾与孔子一起“乘如周，观书于周史”，据有鲁国以及其他封侯各国大量的史料，所以依《春秋》著成了中国古代第一部记事详细、议论精辟的编年史《左传》（又称《左氏春秋》），又作现存最早的一部国别史《国语》，作《国语》时已双目失明，两书记录了不少西周、春秋的重要史事，保存了具有很高价值的原始资料。由于史料详实，文笔生动，引起了古今中外学者的爱好和研讨，他被誉为“文宗史圣”、“经臣史祖”、“百家文字之宗、万世古文之祖”，成为中国史家的开山鼻祖。《左传》重记事，《国语》重记言。历代帝王对左丘明多有敕封：唐封经师；宋封瑕丘伯和中都伯；明封先儒和先贤。

真正作者

文史双巨著

史学地位

作为一部编纂于两千多年前的史著，《左传》另一引人注目之点，是它在记事中还体现了有积极意义的指导思想和撰写原则，从而开创了我国古代史书编纂的优良传统。首先，《左传》面对纷纭史实敢于秉笔直书，不虚美、不隐恶，所记事件与人物具有很高的历史真实性。全书对于周王与诸侯、诸侯之间以及诸侯国内部的明争暗斗的具体载述，对于此一时期众多人物崇高与卑下、光明与丑恶之不同表现的真切叙写，都体现出一种真正史家的目光与胆识。班固称司马迁为“良史”，其实早自《左传》，可以说这种“良史”精神已经始发其端了。其次，《左传》在真实记事的基础上又表现出一定的倾向性，不仅在史料取舍或事件的叙述中往往表现出爱憎与臧否的不同态度，而且，还常以“君子曰”形式直接评人论事，或给予谴责，或表示痛惜，或加以赞扬等等。这些评论，有的是作者的“自为之辞”，有的也许是“出自时人”而“为左氏认同”之语，都显示着鲜明的是非评价，展现了《左传》作者的史识和史德。再次，《左传》对历史人物的褒贬，集中体现了对仁、义、礼、德等道德规范的肯定。由于这类道德观念大体属于儒学的范畴，而两汉以后，儒学被定于一尊，此道德观念逐渐融入正统思想，成为传统文化之相当重要的评价体系，由是决定了后世史家对于《左传》的上述道德观也总是持认同和承袭的态度。另外，《左传》虽未完全否认天命鬼神，却极力强调人事作为，重视民心向背的重大政治作用，反对“困民之主”，都突出地体现了“以民为本”的思想。发轫于春秋战国（或稍前）的民本思想，经《尚书》、《左传》以及《国语》、《孟子》等典籍的推重，不断得到后世史家的继承、发扬，形成了贯穿于我国古代史学精神传统的一条引人注目的红线，其积极意义已不限于史学此一领域了。

文学成就

与上述史学成就相比，《左传》的文学价值比较容易受到忽略。其实，从我国古代文学的演变过程来看，《左传》在这一领域同样有其独特而重要的历史地位。概略而言，主要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左传》显示了由单纯记史向注重剪裁史料、精于谋篇、善于敷演故事的重要跨越，空前而触目地增加了叙事的形象性、生动性（尤其一些战争的叙写最有特色），从而体现早期史书中文学成分的显著积累。在先秦文学史上，《左传》出现，预示着散文的发展已经面临更加广阔的天地。

二、《左传》在铺叙事件过程中，第一次展现了一批有着各自经历和不同性格的历史人物，虽非完全着意而为，却也时有渲染、夸饰之笔，客观上积累了形象塑造的宝贵经验，为此后传记文学、历史小说涌现提供了难得的启示、重要的借鉴。

三、《左传》语言简洁而准确，生动而富于表现力，注意细致描摹，长于运用比喻，达到了很高成就，常被后代视为某种规范；其特具的文学色彩与文学价值，也是此前记事文字中所罕见的。

四、从总体看，《左传》思想深邃、文风朴厚，叙事、状物精彩而富于多样性，留下了许多久经传诵的佳作，其中不少业已成为后世人们称文的典范。清初吴楚材、吴调侯编选历代堪称“观止”的优秀古文，所收《左传》各篇（节）竟达三十三则之多，可见一斑。此外，《左传》丰富的内容，多姿多彩的历史故事，还作为一部分重要的创作素材为后代的小说、戏曲所利用和发挥，这在我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也是并不多见的。

应该强调的是，由于自两汉以迄明、清，《左传》先被视为“解经”之作，其后更升格于重要经书的行列，它在我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一度被推崇到至高的地步。唐初孔颖达奉诏撰“五经正义”，于“三传”中特重左氏一家，《左传》更获得与《易》、《书》、《诗》等主要经学元典几相比并的突出地位。隋唐以后，科举考试以《左传》为重要科目之一，进一步促成了其书流传的普泛性。两千年来，有关《左传》的注疏、考订和论评，可谓代不乏见、数量繁多，清初彝尊《经义考》，收录此前各类《左》学著作九十四种；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上海图书编纂《中国丛书综录》，收历代《左传》注、疏、论的各种书目达两百一十余种之多。《左传》经学地位的形成，有力地推动了其书的流传，愈益张扬，扩大了它在史学、文学等各方面的积极影响，同时，也为《左》学的发展添加了一些复杂化、神秘化的内容，值得辨析。

思想倾向

《左传》中的人物与事件是按照历史资料来编写的，但作者在记叙这些历史人物和事件时，也表现出一定的思想观点和政治倾向。这种思想在伦理道德、政治主张、强调等级制度、尊卑观念等方面接近儒家。

首先，揭示了社会变革的历史趋势。作者以敏锐的历史眼光，记述了周王室的衰落和诸侯的争霸、公室的卑弱和大夫的兼并，表现了新旧势力的消长，揭示了社会变革的趋势。作者在记述历史事件的过程中，表达了对历史事件的认识和理解，并站在儒家立场上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做出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道德伦理评价，为人们提供历史的借鉴。《左传》发展了《春秋》笔法，通过对事件过程的生动描述、人物言行举止的展开描写，来体现道德评价。比如庄公十年叙述“曹刿论战”中曹刿与鲁庄公的一段对话，就是通过曹刿的话语传达出作者的思想。同时，《左传》创立了“君子曰”的新形式，在叙事中或叙事结束后直接引入议论，对事件或人物作出道德评价，以此表明作者的态度。

其次，强调人的意义，重视民的作用。春秋时期，随着历史的进步和社会变革的广泛兴起，神的地位逐渐下降，人的地位逐步上升，一些进步的政治家已经理性地认识到人在社会变革中的重要意义。昭公十八年记载，夏五月气候干燥，因而宋、卫、陈、郑等不少国家都发生了火灾。郑大夫裨灶主张用宝物祭祀神灵以祈求福佑，子大叔也认为宝物具有“保民”、“救亡”的作用，而郑相子产则提出“天道远，人道迩”的观点，认为靠“天道”无法解决人事的问题。结果是郑国没有进行祭祀，由于加强了人的管理，也没有再发生火灾。桓公六年记载随国大夫季梁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庄公三十二年记载周大夫史嚚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这些记载都鲜明地表现出，在天与人的关系上，《左传》更强调人的意义。

历代评价

东汉《公羊》学者李育以为《左氏》“虽有文采而不得圣人深意攻之，以为前世陈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而多引图谶，不据理体，于是作《难左氏义》四十一事”。

《太平御览》六百十引桓谭《新论》曰：“左氏经之与传，犹衣之表里，相待而成，有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之也。”

贺循：“左氏之传，史之极也。文采若云月，高深若山海。”

刘熙载：“左氏叙事，纷者整之，孤者辅之，板者活之，直者婉之，俗者雅之，枯者腴之，剪裁运化之方，斯为大备。”

刘知几：“寻左氏载诸大夫词令，行人应答，其文典而美，其语博而奥；述远古则委曲如存，征近代则循环可覆。必料其功用厚薄，指意深浅。谅非经营草创，出自一时；琢磨润色，独成一手。斯盖当时国史，已有成文，丘明但编而次之，配经称传而行也。”

刘知几：“左氏之叙事也，述行师则簿领盈视，聒沸腾；论备火则区分在目，修饰峻整；言胜捷则收获都尽，记奔败则披靡横前，申盟誓则慷慨有余，称谲诈则欺诬可见，谈恩惠则煦如春日，纪严切则凛若秋霜，叙兴邦则滋味无量，陈亡国则凄凉可悯。或腴辞润简牍，或美句入咏歌。跌宕而不群，纵横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将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卓绝。

朱熹认为《左传》、《史记》只是二、三等著作。又说“左氏之病是以成败论是非而不本于义理之正”。

《左绣》：“左氏叙事、述言、论断，色色精绝，固不待言，乃其妙尤在无字句处。凡声情意态，缓者缓之，急者急之，喜怒曲直莫不逼肖，笔有化工。若只向字句临摹，便都不见得。”

梁启超：“《左传》文章优美，其记事文对于极复杂之事项──如五大战役等，纲领提挈得极严谨而分明，情节叙述得极委曲而简洁，可谓极技术之能事。其记言文渊懿美茂，而生气勃勃，后此亦殆未有其比。又其文虽时代甚古，然无佶屈聱牙之病，颇易诵习。故专以学文为目的，《左传》亦应在精读之列也。”

参考书目

●晋朝杜预《春秋左传集解》，现存最早的《左传》注解。

●唐朝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最通行的注疏本。

●清朝洪亮吉《春秋左传诂》

●清朝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

●清朝刘文淇等《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

●清朝刘文淇《左传旧疏考证》

●清朝顾栋高《春秋大事表》

●清朝马骕《左传事纬》

●韩席筹《左传分国集注》

●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最高大上的注本。

●赵生群《左传疑义新证》

●王守谦《左传全译》

●吴静安《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续》

●刘勋《春秋左传精读》

●王叔珉《左传考校》

●瑞典高本汉《左传真伪考》、《左传注释》

●日本安井衡《左传辑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