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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日本语：きとうぼうきょうじちせいふ）是日本成立的傀儡政权之一，1935年12月25日由殷汝耕等人所成立，最早为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以通州为政府所在地（1937年8月，伪政府由通州移驻唐山），统治面积约8200平方公里，统辖约六百万人口。财政收入占当时河北省的22%。
辖区
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政府管辖区域为通州、滦县、临榆、遵化、丰润、昌黎、抚宁、迁安、密云、蓟县、玉田、乐亭、卢龙、宝坻、宁河、昌平、香河、三河、顺义、怀柔、平谷、兴隆计二十二县和察哈尔的延庆、龙门、赤城3县，此外还管辖唐山市、塘沽、大沽、秦皇岛港等地。
1938年2月1日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被并入北平王克敏组建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日本语：ちゅうかみんこくりんじせいふ）后，原自治政府管辖地区改为“冀东道尹公署”，又增设“燕京道尹公署”，“燕京道尹公署”政治中枢为北平，辖大兴、宛平、通州、昌平、顺义、怀柔、密云、平谷、良乡、房山、蓟县、三河、香河、固安、涿县共15县，冀东道尹公署（政治中枢是唐山）辖地比原先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有所减少，辖抚宁县、宝坻县、迁安县、玉田县、滦县、宁河县、兴隆县、遵化县、卢龙县、昌黎县、丰润县、乐亭县、临榆县、塘沽、大沽、秦皇岛港。延庆等地并入蒙疆自治政府。
历史沿革
以张庆余、张砚田、李海天、李允声、王厦材、池宗墨、殷体新、赵雷等八人为委员，殷汝耕自任委员长负军政一切责任。并通电全国，发表《自治宣言》，宣称：“自本日起，脱离中央宣布自治，举联省之先声，以谋东洋之和平。”
同日，殷汝耕还宣布，该会自即日起办公，所有蓟密、滦榆两区行政专员公署同时停止办公，限月底结束，并将蓟密区专员公署牌撤换，换成「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牌匾。
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下设四厅三处二局，其设置及负责人如下：秘书长（池宗墨）、财政厅（厅长赵从懿）、教育厅（厅长刘硕援）、建设厅（厅长王厦材）、民政厅（厅长张仁蠡）、外交处（处长崔实，一说霍实）、保安处（处长张庆余）、税务管理处（处长未定）、铁路管理处（处长未定）。
各厅、县都聘用了日本顾问及秘书，一切大权都操纵在日本顾问或秘书手中。各队伪军都聘有日本教官、军队指挥大权全操纵在日本教官手中。
鉴于「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成立后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声，殷汝耕此时心虚了许多。在12月26日的记者招待会上，他声称：”本府决修明庶政，贯彻初衷，但不脱离中华民国，故不自制国旗，仅于二十六日通告各国，宣布成立，不要求他国承认，亦不承认他国；唯『满洲国』因接壤故，事实上不能不发生外交关系。这是个名副其实的伪政权。
1937年7月29日，驻守通州的伪军冀东保安队对日军发动了攻击，冀东保安队捣毁了日军机关，逮捕了殷汝耕等人，杀死了500多个日本官兵、顾问、侨民和日韩浪人，史称通州事件。这次攻击沉重打击了日军，之后伪政府迁移至唐山。
七七事变插曲
七七事变中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保安队（实际是皇协军）因不愿投靠日本，趁着中日两军交战时从日军背后发动了次突然袭击。
1937年7月7日下午，日本华北驻屯军第1联队第3大队第8中队由大队长清水节郎率领，荷枪实弹开往紧靠卢沟桥中国守军驻地的回龙庙到大瓦窑之间的地区。晚7时30分，日军开始演习。7月7日22时，日军演习营地方突然响起一阵枪声。22时40分，日军声称演习地带传来枪声，并有一士兵“失踪”，立即强行要求进入中国守军驻地宛平城搜查，中国第29军第37师第110旅第219团严词拒绝。日军一面部署战斗，一面借口“枪声”和士兵“失踪”，假意与中国方面交涉。24时左右，冀察当局接到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的电话。松井称：日军昨在卢沟桥郊外演习，突闻枪声，当即收队点名，发现缺少一兵，疑放枪者系中国驻卢沟桥的军队，并认为该放枪之兵已经入城，要求立即入城搜查。中方以时值深夜日兵入城恐引起地方不安，且中方官兵正在熟睡，枪声非中方所发，予以拒绝。不久，松井又打电话给冀察当局称，若中方不允许，日军将以武力强行进城搜查。
7月8日晨2时许，日军由丰台增派的部队在第三大队队长一木清直率领下与清水节郎所部会合，按计划占领了宛平东北的沙岗。同时冀察当局接到卢沟桥中国守军的报告，说日军已对宛平城形成了包围进攻态势。冀察当局为防止事态扩大，同意双方派员前往卢沟桥调查。
实际上，日方那位“失踪”的士兵名叫志村菊次郎，是一名二等兵，因拉肚子去解手而离队，返回时在黑暗中走了相反的方向，因此延误了归队时间，20多分钟(一说约3小时)后悄悄归队。冀察当局与日军谈判之时，日方声称的“失踪”士兵已归队，日军不但隐而不报，而且 蛮横无理地要求我守城部队退出城外5公里，以便日军进城调查“失踪”士兵，还一再恫吓中方人员，若10分钟内还无法解决，严重事件将立即爆发。 5时许，双方还在谈判之际，日军的炮弹就接二连三地呼啸着飞进城内。驻扎在丰台的日军第三大队主力部队已气势汹汹地向宛平城开来。天大亮后，东警戒线方向出现大队日军。
5时30分，日军第8中队开始向中方军队进攻，守卫卢沟桥和宛平城的第219团第3营在团长吉星文和营长金振中的指挥下奋起抗战。中日两国全面战争就此开幕，史称七七事变。打了3个多小时，日军在金振中第三营官兵勇猛反击下伤亡惨重，始终未能越雷池一步而接近城墙，龟缩在原地待援。战斗持续2个小时后逐渐沉静。
上午9点半，中方提出停战，双方进入僵持状态。僵持阶段持续到7月9日凌晨2点左右，此间双方互有射击，但并无重大冲突。7月9日凌晨2点，中日交战双方对“日军占领永定河东岸，中方占领永定河西岸，日方撤走交战军队”达成一致，开始撤军，直到当日12时20分撤军完毕。之后国军开始退兵，但日军却按兵不动。
7月10日日本撕毁9日的协定，重提三点协定，要求29军道歉。
7月11日双方签订秦德纯——松井协定。然而日本近卫内阁已经决定向华北增兵。
7月12日独立混成第11旅团，从古北口出发。
7月13日关东军独立混成第一旅团从公主岭出发。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会上宣布守土抗战的决心。宋哲元到天津与日驻屯军司令香月清司谈判停战。独立混成第一旅团到达指定地区。朝鲜军第20师团从朝鲜龙山出发。
7月18日朝鲜军第20师团到达预定地区。
7月19日宋哲元两手空空回到北平。独立混成第11旅团抵达指定地区。以18日日军侦察机遭射击为借口，22时发表声明要求日军不得自由行动，撤去37师，并取缔排日运动，23时29军张自忠、张允荣签字同意。
7月20日，虽日本中国驻屯军所属部队集结于密云、高丽营、天津和北平附近地区，宋哲元以19日秘密协定下令37师向西苑集结。第29军令132师在永定河以南集结，另该师独立第27旅进入北平担任城防。日军却突然炮击宛平县、长辛店，致使遭受损伤，吉星文亦负伤。
7月21日，37师集结完毕。
7月22日，37师开始撤退。
现地谈判”使日军赢得了增兵华北的时间，但它却蒙蔽了冀察当局的视线，迟缓了第29军应战的准备，给平津抗战带来极大危害。到1937年7月25日，陆续集结平津的日军已达6万人以上。日军在天津塘沽港卸下大批军用品，用40辆车日夜不停向丰台运送，此时，华北日军共集结了十万多人。随即，日军20师团77联队11中队侵入廊坊(38师113旅226团驻地)。
7月26日廊坊沦陷，守军退至通州，下午，日军向第29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29军撤出。19时，日军第一大队乘车经广安门向北平城内开进，受到守军独立27旅阻击。后因奉到绥靖公署的命令，不准扩大事态，并准许日本领事收容残兵，敌伤兵亦准领回，并由日本领事保证不再发生此等事件。这场战斗令冀东保安队（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部队）触动很大。
7月27日凌晨三时许，侵华日军和通县日军守备队突然向驻守在通县新城南门外（今通州粮食加工厂址）29军143师的一个营发动进攻，这个营的官兵奋力反击，杀伤日军百人，然而埋伏在旧城南门及东总屯担任截击任务的冀东保安队，并没有截击突围转移的29军，只是对空鸣枪、打炮，佯装阻击撤退的29军，同时在双方激战中也没有给日军任何支援。日本特务机关长细木繁对保安队产生了怀疑 。日军先拟攻下广安门而占北平，因受我军严重打击，故于上午五时攻团河，由132师之第四团猛烈抵抗，但在日军飞机十八架，骑兵四五百名，步兵千余名，大炮十余门联合进攻下，全团官兵生还者仅五百余人，余均壮烈牺牲。军分别退至南苑及北苑。发现和平无望的宋哲元，拒绝日军一切要求，急令29军各部集结平津一带，派人星夜赴保定，催促孙连仲北上支援，日军参谋总长下达武力占领平津的命令。恰巧在这一天日军飞机误炸了冀东保安队，激起了他们公愤。
7月28日8时，日军在司令香月清司指挥下向北平地区第29军发动总攻。主攻者为第20师团，在飞机、炮兵支援下，对驻守南苑的第29军特务旅、第38师第114旅、骑兵第九师等部发起攻击。南苑守军在日军攻击之下，指挥失灵，各自为战。位于丰台的日军驻屯旅团主力，前进到大红门地区，切断南苑到城内的道路，阻击向城内撤退的第29军，战至13时，南苑陷落，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第132师师长赵登禹殉国，此时，第29军第37师一部向丰台日军发动攻击，被日军增援部队击退。随后日军独立混成旅攻占清河镇。该地守军冀北保安部队第2旅退守黄寺。日军独立混成第1旅团占领沙河。下午，宋哲元委派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长、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兼北平市市长，于当日晚离北平赴保定。第37师奉令向保定撤退。
就在这一天还发生了个意外事件，28日下午，冀东保安队第一总队队长张庆余在“自强社”门口遇上了细木繁。细木繁质问道：“张队长你怎么槁的，为什么没把29军截住？”张庆余觉得一个堂堂的中国人被日本人如此训斥，是奇耻大辱，他再也忍不住内心的愤怒，说：“我保安队是维持治安的，不是打仗的，我管不着！”“我撤了你！”“我是中国人任命的，你细木繁算个什么东西。”两个人互不相让，同时拔出手枪，怒目对视，直到有人上来阻拦劝解，两人才不欢而散。张研田听到南京的广播称在平津取得大胜，即将日军赶出华北（本是宣传），两人本来就和二十九军有联系，这时遂酝酿起义；此时当地日军萱嶋联队奉命出击南苑，留在通州的日军力量薄弱，给了他们起义的机会。
事后张庆余和第二总队队长张砚田、教导总队队长沈维干秘密集合，认为事己至此，不能坐以待毙，应该尽快采取行动。于是决定28日夜12时举行保安队武装起义。起义指挥机关设在县城北关，规定以午夜进攻日军兵营的枪声为起义信号，兵分三路同时行动。午夜，起义的信号枪声大作。起义部队迅速占领了长官公署和其他重要机关。殷汝耕听到枪声，连忙呼唤卫队长，卫队长早已被起义部队架到了指挥部。殷汝耕听无人应声，便藏身柜顶。起义部队官兵迅速扑进殷汝耕的卧室。但见被单。衣服散落在地，不见人。厕所、壁厨、立柜都搜尽，还是找不到人。从厢房搜出一个仆役，逼迫他交待殷汝耕的去处，仆役不情愿地指向柜顶：“长官您出来吧！”此时，殷汝耕吓得屁滚尿流，浑身筛起糠来，哪里还能动弹？几个保安队士兵上去就粑殷汝耕拽了下来。随后，将他押解到北关吕祖词指挥部监禁起来。主攻日本守备队和特务机关的一路起义官兵，以装备精良。200多人的敢死队为前导，乘敌不备解决了敌岗哨，然后摸迸了日本特务机关和守备队住所。细木繁听到动静，率队冲了出来。他持短枪高声喊道：“你们速回本队，勿随好人捣乱，否则皇军一到，你们休想活命！”起义官兵哪听他的嚎叫，一枪将他击毙。
激战进行6小时，直打得黑夜变成白昼，第一总队日本顾问渡边少佐，教育厅顾问竹腾茂。宪兵队长何田。通县顾问申茂及冀东银行行长等均得到了与细木繁同样的下场。同时，捣毁日伪组织各机关，烧毁了日军守备队火药库。愤怒的保安队将当地日本侨民一并统统杀死。当夜，驻顺义保安队苏连章团根据张庆余指令，举行起义，歼灭日军200余人，于29日上午10时开进通县，与通州起义队伍汇合。时近中午，日军派飞机20余架轮番对通州城轰炸，起义部队伤亡甚重。张庆余得知形势危急，当机立断，命令部队分成两路向平西方向转移与29军汇合。当起义部队行至北平安定门与德胜门之间时，突然遭到日军截击，押解殷汝耕的士兵被日军冲散，殷汝耕乘机脱逃，被日军劫走。随后，有装甲车20余辆掩护日军截击起义部队，保安队教导总队长沈维干、区队长张会明带队突围中相继阵亡。危难中张庆余下令化整为零，分头突围，经门头沟奔保定集合。
7月29日8时，日军独立混成第11旅团攻击北苑和黄寺。黄寺守军冀北保安部队战至18时撤退。随后日方派人劝说防守北京城的独立27旅投降，因已被敌人层层包围，如不延长空间，争取时间，以为充分准备，恐怕突围是不可能，如与敌作无谓之牺牲，于事无补，于是虚与委蛇。改编为保安队维持治安。当日驻防天津的29军38师在副师长李文田的率领下，发起天津保卫战。第38师攻击天津火车站、海光寺等处日军，斩获颇众，但遭日机的猛烈轰炸，伤亡亦大，遂奉命撤退。
7月30日，天津陷落，驻通县伪冀混成第1旅团进占长辛店西面高地。
7月31日，独立39旅被解除武装。驻屯旅团占领大灰厂附近地区。
8月1日22时，独立27旅从北平突围到察哈尔回归143师序列，至此平津完全沦陷。
伪政府的统治
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主要诉求为「华北自治」、「防共缓冲自治」，统治的区域也不断推行奴化教育，冀东各类学校的教科书，删去一切带有民族意识的内容，增设日语，鼓吹「王道文化」。
伪政府成立后，殷汝耕独揽了整个冀东地区的军政大权。他勾结日商，对日本的走私活动予以掩护。他对日本运来的砂糖、石油、杂货与鸦片只征收象征性的进口税，使得日货源源不断地由冀东流入内地。这对于天津海关的收入与中华民国的贸易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很快摧毁了华北的关税壁垒。据海关统计，仅1935年8月1日至1936年10月4日间，经由冀东偷运入境的日货计有9000多万吨，偷漏关税合国币3460多万元。由此造成三分之二的工厂倒闭，三分之二的店铺停业，物价飞涨，失业人数与日俱增。
冀东各县均设日本顾问，交通要道和重要城镇驻守日军，乡村实行五家连保制度，伪政府还大力推行吸毒、赌博、娼妓「三毒」政策。日寇大量掠夺冀东地区的物质财产，据不完全统计，掠夺长芦盐上亿吨、开滦煤2862万吨、粮食166亿斤等，致使冀东地区的宝贵资源大量流失，冀东人民祖祖辈辈积累的财产被洗劫一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