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耕社会

农耕社会的基本特征是自足的自然经济，具有狭隘的地方性，彼此闭塞；农本经济可以发展到较高水平，包括手工业、商业、以及市集、城镇等等；各个以农为本的地区之间，也可以发生不同程度的交往，并且发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是，只要还是以农为本，总不能彻底改变各个民族和地区之间的闭关自守的状态。

社会形成

人类文明——农耕社会只靠原始的农业耕作而赖以生存的社会。

大约在一万年前，古代世界开始发生了农耕和畜牧。世界上先后出现了几个各具特色的农耕中心。最早的是西亚，在美索不达米亚周围地带，这里的居民最早驯化了野生麦类，发展为种植小麦、大麦的农耕中心。其次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东南亚。中国的黄河流域培育了小麦。中国长江以南以至东南亚、印度恒河一带，则以培育水稻为特色。另外有一个种植玉米的中心是墨西哥。秘鲁可能是另一个种植玉米的中心。还有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内陆，学界认为也可能也有独自发展起来的农耕中心。农耕中心形成以后，就缓慢地向它易于农耕的地方发展。经过几千年后，就欧亚大陆而言，中国由黄河至长江，印度由印度河至恒河，西亚、中亚由安那托尼亚至伊朗、阿富汗，欧洲由地中海沿岸，都先后成为农耕和半农耕地带。这个地带绵亘于亚欧大陆两端之间，形成一个偏南的长弧形。史学界称此长弧形地带为农耕世界。农耕最初是与畜牧结合的。在欧亚大陆，易于农耕的地带基本偏南，即从东到西形成了农耕世界。

游牧世界

游牧世界所在的位置。在易于游牧的地带基本偏北，东起西伯利亚，经中国的东北，蒙古、中亚、咸海、里海之北，高加索，南俄罗斯，直到欧洲中部，也是自东而西，横亘于亚欧大陆的居中地带。史学界称此地带为游牧世界。在这两个世界之间，从东面的兴安岭、燕山、阴山、祁连山、昆仑山、兴都库什山、萨格罗斯山、高加索山，直到欧洲境内的喀尔巴阡山，大体上构成它们的分界线。

农耕世界

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相比，农耕生产的增长率，大于游牧生产的增长率。农耕必然趋于定居，又使它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文明方面的发展，有较大的和较为稳定的连续承袭的可能。食物生产丰饶后，就有可能分出一部分劳动力从事农耕以外的活动。因此，农耕世界较快地产生了文明，较早地出现了阶级分化和公共权利，也在较大范围内形成了有利于扩大再生产的社会秩序。与农耕世界相比，游牧世界地带的生产增长得缓慢，不能或很少分出较多的社会劳动力用于游牧以外的各种活动。游牧世界也有阶级分化，但分化很有限度，原始部族制度牢固存在，停留于一种淳朴的然而是落后的状态。这两个平行的世界，一个富庶先进，一个贫瘠落后，南农北牧，南富北穷。中国西北的酒泉（今甘肃境内）一带是两个文明的交界处，有农耕文明与农牧文明的贸易处，有马茶互市。

“人类在上百万年的历史里，一直生活在一个依赖自然的农耕社会。那时没有电灯，没有电视，没有收音机，也没有汽车。人们只能在神话中用“千里眼”“顺风耳”和腾云驾雾的神仙，来寄托自己的美好愿望。......”

路甬祥的《呼风唤雨的世纪》一文中将农耕社会与20世纪作了对比。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形成鲜明的反差。20世纪以来，因为科学技术的作用，农耕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人类逐渐过渡到工业社会，信息社会。

社会发展

人口观

中国传统时代“多子多福”的人口观是与古代小农经济相适应的。从汉代画像砖“戈射收获图”中，可以看出中国传统社会中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农耕文明的某些鲜明特征。

人口观即人口思想，一般指人们对人口现象的认识或看法，自有人类社会，就会有人口观。中国传统人口观是与小农经济相适应的，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形成，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在现在仍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作用。研究中国传统人口观的发展及变化，对于我们今天正确认识我国人口政策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华封三祝”“多福、多寿、多男子”，最早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唐尧时代，反映了古人祈求多子多孙的一种社会共识

夏、商和西周三代，中国传统的人口观已开始萌芽。史书与考古发掘都表明：当时是以集中大批劳动力的大田集体劳作占统治地位。而从人自身的再生产（即种的繁衍）的角度看，三代之时以男性家长为中心的一夫一妻制已确立。这一时期考古发掘可以判定为夫妻关系的成年男女合葬墓，最常见的葬式是男子仰身直肢葬，女子侧身屈肢葬，且面向男子，表明男子开始居统治地位，女子降居于从属和被奴役地位。三代时的婚姻又有媵妾为补充。殷商王朝所实行的已是以纳妾为补充的一夫一妻制。周代直到春秋时诸侯仍可多次婚娶，而且多有陪媵。

中国传统时代以多生育男子，也即“田力”为美好的祝愿。这一祝愿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唐尧之时。《庄子·天地》篇中，记有华之封人（守边人）与尧的对话，他祝愿尧长寿、富有、男孩多。这反映了当时人们祈求多子多孙的一种社会共识。“华封三祝”后被敷衍为“三多”“多福、多寿、多男子”，并深刻地影响到后世人们的生育意愿。

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为了扩充军备，增强实力，多以行政措施鼓励生育；人丁兴旺以后，孔子“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受到重视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变革的时代，也是中国传统人口观的形成期。中国社会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领域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传统时代，人们的生活资料主要是“食”和“衣”。由于铁器和牛耕，农田的粮食生产不再像以前那样需要劳师动众，而可由“匹夫耕之”；桑在西周时还是大田作物，而到春秋战国也已在房前屋后栽种，并可由“匹妇蚕之”。由牛郎和织女携手组成的个体小农家庭就此登上中国历史的舞台，成了中国传统时代生产和生活的基本单位。

兼具人口再生产和生活资料再生产两大职能的小农家庭，开始在春秋霸权的争夺中发挥出自己的功用。各诸侯国为了扩充军备，增强实力，多以行政措施强制早婚，鼓励生育。春秋时期的第一个霸主齐桓公曾下令：“丈夫二十而室，妇人十五而嫁。”春秋末年，越王勾践在与吴国的战争中遭到惨败后，也下令早婚并奖励生育。当时的一些思想家，如生活在春秋末年的墨子认为：世间唯有人最难成倍增长。如欲尽快增殖人口，只有通过早婚早育。

教育观

人口众多的目标达到后，又有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方面的追求。春秋后期，孔子到卫国（今河南濮阳一带）访问，感慨其人丁兴旺。学生冉有问他人口众多以后该怎么办。孔子答道：“使他们富裕起来。”冉有再问富裕以后又该如何？孔子说：“教育他们。”（《论语·子路篇》）孔子本人也幸逢其会而成为中国历史上私人办学且取得巨大成功的第一人。他面向社会广泛招收学生，并提倡“有教无类”。这就使得原本只是少数贵族才能受到的教育，开始成为布衣平民的事业。身为教育家的孔子，对于财富和人口增殖的见解也与那些急功近利的统治者们不同。他说：“我听说过：无论是诸侯或者大夫，不必着急财富不多，只须着急财富不均；不必着急人民太少，只须着急境内不安。若是财富平均，便无所谓贫穷；境内和平团结，便不会觉得人少；境内平安，便不会倾危。做到这样，远方的人还不归服，便再修仁义礼乐的政教来招致他们。他们来了，就得使他们安心。”（《论语·季氏篇》）

战国时期的主流人口思想，可大体归结为“广土众民”；孟子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思想，深刻地影响到后世人们的婚姻观和生育意愿

战国时期，中国人口有了空前的增长。与此相适应的是严密的户籍管理，尤其是被称为“上计”的统计制度在此期间开始形成。战国时期的主流人口思想，可大体归结为对“广土众民”的追求。一些政治家、思想家提出“徕民”的各种主张，以加强对人力资源的争夺，其中以秦国的商鞅最为突出。商鞅提出：地方狭小而人民众多的，叫“民胜其地”，务必开垦荒地；地方广大而人民稀少的，叫“地胜其民”，必须招徕人口。《管子》则提出“三满”的命题：拥有广大土地而不加以开发利用，叫做“土满”；拥有众多人口而不能加以治理，叫做“人满”；拥有强大武装而不知道止息，叫做“武满”。如果听任“三满”的状况持续下去，国家就不成其为国家了。这是后世“人满”之说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