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讯
概况
室，墓主身穿丝缕玉衣，随身印章9枚，最大一枚为“文帝行玺”龙钮金印，此外，还有螭虎钮“帝印”。龟钮“泰子”金印以及墓主“赵眜”玉印等。东侧室为姬妾藏室，殉葬姬妾4人均有夫人印1枚。西侧室为厨役之所，殉葬7人，无棺木，室后置猪、牛、羊三牲。后藏室为储藏食物库房，有近百件大型铜、铁、陶制炊具和容器。出土文物共千余件（套），金印是国内首次出土的汉代帝王金印。这些出土文物对研究秦汉时期岭南土地开发、生产、文化、贸易、建筑等状况以及南越国历史等方面都具有重要价值。现就陵墓及部分珍贵文物作较详细的介绍。
根据国家文物局2002年发布的《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共有64件（组）一级文物禁止出国（境）展出。南越王墓中出土的“角形玉杯”和“铜屏风构件5件》”位列其中。成为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交通信息
1、乘坐203、273、552、7、543、211、29、33路等公交车至解放北路站下。 2、乘坐21、519、528、555、556、108、110路等公交车至越秀公园站下。 3、地铁2号线，越秀公园站 E出口。
地理位置
发掘过程
1983年6月，一支工程队在象岗山进行基建施工，这个小山坡将被轰轰作响的挖掘机削平，取而代之的是一座拔地而起的公寓大楼。几十名施工人员日夜奋战，已经将海拔不到50米的山头从顶部挖掉了17米，工程进展顺利，期间还挖出了几座古墓，从汉代、晋代一直到明代都有，可见此地确实是块风水宝地。广州的文物工作人员对此非常重视，每次都派工作组前来勘察，但是这些墓地规模都很小，而且基本都在早年被盗墓者光顾过，只余空空墓室。随着挖掘工程的深入，考古人员认为已经不可能在如此深的土层中还存有墓葬，工程于是进入正常施工阶段。
但是就在其后的某天中午时分，挖掘机进行一轮粗挖后，工人们开始移走土石方，平整作业面，突然发现砂石和土层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块块硕大无比、形状规则的石板，板间缝隙狭小。若说是人工修建所为，真是有些不可思议，工人们没有考虑太多，用丁字镐顺着其中一条石板缝隙向两边撬动。缝隙渐渐加大，一个幽深的无底黑洞露了出来。观者议论纷纷，有人说这是当年林彪部队所挖的防空工事，有人说这是地质运动偶然的巧合，甚至有人认为这是外星文明留下的痕迹。此时负责工地现场的基建科长邓钦友刚好路过，看到人头攒动，便上前察看。一看不要紧，凭借前几次工地挖出古墓的经历，以及从文物工作人员身上学得的考古常识，他感到此事非同小可，于是迅速上报广东省政府办公厅，同时联系到了广东省文物局的值班人员黄淼章。当时邓钦友并没有想到，他的这一举动，为工地下方埋藏的天大秘密起到了多好的保护作用。
黄淼章接到电话后，火速与同事一起从文物局赶来，凭借一只手电，他俯身向内探看，只见洞内空间巨大，石壁造型粗犷，可见的一角还摆放着一尊巨大的铜鼎。他的心头一下子紧了起来，可以初步断定这里绝不是普通的晋代或明代古墓，而是汉代以前的贵族墓葬。要知道，整个广州地区还从未发现过汉代以前的墓葬，如此巨大的墓室更是前所未有。事关重大，黄淼章紧急联系了广州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麦英豪。此人是经验丰富的考古学家，身兼广州博物馆馆长之职，当他接到电话后，一个念头闪电般穿过他的大脑：难道从古至今众说纷纭的越王墓现身了？
南越国是西汉时期割据岭南广阔疆域的一个封建政权，开国国君赵佗为了开创南越国伟业奋斗70余年，威震南国，享年百岁有余。他在世的最后几十年里，一直在周密安排死后之事，为防死后坟墓遭盗，派重臣于都城番禺城外广阔的山岭之中开凿疑冢几十座。赵佗之孙赵胡即位后，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为他举办了一场充满隐秘而声势浩大的国葬。首先派人驻守番禺四围山岭，然后由完全相同的4支送葬队伍高举幡旗，护送着一模一样的四方灵柩从番禺城四门出发，到达不同的安葬地点。这种空前绝后的送葬方式果然迷惑了众人之眼，再加上赵佗生前的几十处疑冢，没有人知道伟大的国君到底葬在何处，更不知道那些丰厚的陪葬珍宝藏在何方，从此留下了中国历史上最为传奇的墓葬之谜。
在随后2000多年的时间里，南越王墓一直是民间盗墓者关注的焦点之一，甚至还经历了在某些朝代被举国寻觅的不堪往事。三国时期的吴王孙权为了谋求传说中的巨额殉葬财宝，曾命令大将军吕瑜率军5000人，在岭南地区遍地搜寻，目标直指南越王墓。但是历经半年却毫无结果，吕瑜带领精兵在山野之中挖地三尺，仅仅找到了南越王赵佗的曾孙赵婴齐的墓葬。虽然随葬品并不足以让世人震惊，但以此呈给孙权，掘墓闹剧才得以草草收场。随后岭南各地盗墓者蜂拥而起，搜尽各种线索，最终皆无功而返。
1916年，岭南农民在广州城外的龟岗施工建房时，于无意之间发现了一座南越古冢。虽然发掘出的葬品丰富，但专家认定这不过是一座普通的贵族墓葬而已，真正的南越王族墓葬，依然隐藏在广阔的山岭之中。不过通过这座贵族墓葬，考古人员认定南越王墓并非无中生有，且确在岭南无疑。由此到了1931年广州黄花学院成立，1950年广州文物管理委员会成立，期间所有的考古人员一直把南越王族之墓作为重点探寻对象。
如今麦英豪心中唏嘘不已，他努力使自己冷静下来，因为电话里所说的只是一座规模稍大、可能归属汉代的墓葬，具体情况得等到亲眼看到了才能知晓。麦英豪赶到工地现场后，透过石板缝隙，利用手电观察一番，确定是汉代巨型墓葬无疑，但墓主人是谁，墓葬是否被盗，都还无从知晓。为了安全起见，他安排人员驻守，遣散施工工人，并封锁了发现墓地的消息。入夜时分，麦英豪让身材瘦小的黄淼章进墓勘察。从石板缝隙进入阴森冰冷的地下宫殿后，黄淼章顿时沉浸在眼前景象带来的惊叹之中，原本的恐惧感荡然无存。数不清的青铜器物和古玉饰品在手电光照耀下发出璀璨的光芒，尤其是保存完好的青铜编钟让人为之一震，很明显，这里不但未曾被盗墓者光顾，而且毫无疑问是保存完好的汉代王族之墓。
勘察结果让麦英豪心中有了底，这极可能就是南越王室之墓，几十年来苦苦寻找的考古圣地就要在眼前呈现了。他抑制住内心的激动，向广东省政府领导汇报了相关发现。领导高度重视，一则非同小可的电报火速传至中国国家文物局：“广州象岗发现一石室彩绘大墓，墓葬完好，随葬品极为丰富，初步推断，墓主人很可能是南越王或南越王家族成员。”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先生急召广州市文化局副局长和广州博物馆馆长一起进京汇报。听完详情，他也非常兴奋，认为墓葬已经发现，从保护其不被盗窃的安全角度出发，这件事必须尽快妥善解决。随后，国务院批准了发掘请求，一段尘封2000余年的秘密就在这样一个偶然的机遇中解开了。
1983年8月25日上午9时，一场与众不同的剪彩活动在象岗工地上如期举行，虽然当地省市政府领导悉数到场，但并没有围观人员和各路记者采访，象岗考古工作队副队长黄展岳一声令下，古墓发掘工作正式开始。
考古队员在发掘点上方搭建了巨大的棚子，以免古墓开掘时受到烈日暴晒或遭遇雨水侵袭。同时又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开展了网格状钻孔调查取样，以免主墓挖掘不当而损坏到可能存在的陪葬墓坑。但是调查结果使人震惊，整座象岗山头全部为一个单独墓葬所有，也就是说，这个墓葬是将象岗挖空，以山为陵而建，如此宏大的规模，其主人必是皇室无疑。
清理墓道的过程中，队员们发现此处的防盗措施做到了极致，整个墓道中堆满巨石，最重者达2吨，只有动用大型起重机才能继续开展清理工作。经初步测量，墓道呈长方形斜坡状，长约10.5米，宽约2.5米，深度为3.2米，至墓室前方4米左右，墓道开始变为竖坑，竖坑中堆积着大量青铜器、陶器等随葬品，并且发现了“长乐宫器”字样的印戳。长乐宫是西汉时期太后居住之所，若非僭号称帝的南越国国王，其他人是根本不可能也没有这个胆量使用这一字眼的。同时队员们还发现了2个殉葬人。一切迹象都明确指出墓主人有着无比高贵的出身。
墓道尽头是2扇巨大无比的石门，历经2000多年时间的啃蚀，门轴已经断裂，随时都有塌倒的危险。考古队又借助起重机，将巨大的石门和门额石吊离墓室。打开墓门之后，布满精美绝伦画像的墓室终于展现在人们面前，四壁黑红相间的云纹图案气势磅礴，飘逸奔放，仿佛在诉说着墓主人叱咤风云的一生。同时，在地宫前室里，考古队员发现了巨大的铜鼎、玉佩、玉璧、2把铁刀以及一方“景巷令印”等珍贵文物。但是这些文物与随后在墓室东侧耳室发现的器物相比，又显得数量平平了。
东侧耳室长约.2米，宽约1.7米，高约1.8米，完全凭借象岗内部的岩石结构掏挖而成，室内除了琳琅满目的金、银、玉、石、象牙、漆木、陶器等精美制品之外，最为珍贵的当属数量巨大、品种繁多的青铜和石质乐器。其中铸造的编钟有2套，分别为甬钟和钮钟。甬钟一套5件，钮钟一套14件，做工精细，音律精准，乐声悠扬。编钟附近还列放着石质编磬2套，由大到小排列，共计18件。另外还有铜瑟、铜琴若干，漆木琴2件。如此庞大的乐器群，如此完备的乐队编制，就是放在今天也是编配非常齐整的。实际上早在西周时期，帝王为了加强统治，施行“封诸侯，建同姓”政策，王室贵族分封各地，周公旦又在“分邦建国”的基础上，系统地建立了一套“礼乐”制度。按照“乐”从属“礼”的思想，以“礼”区别宗法远近，同时又以“乐”来融合“礼”的等级秩序，两者相辅相成，通过“礼乐”来显示权力等级。舞队行列中八人为一行，称作一佾，按照《礼记》记载，天子的舞队用八佾，诸公六佾，诸侯四佾，士二佾。这样，阶层不同，舞队人数也不同，从而大大促进了封建等级思想的普及与牢固。
出土文物
银盒
丸。从造型、纹饰和口沿的鎏金圈套等工艺特点看，与中国传统的器具风格迥异，但与古波斯帝国时期（公元前550～330年）遗物相似。经化学分析和专家们研究，认为是波斯产品，银盒里的药丸很可能是阿拉伯药。因此，银盒并非南越国制造，而是海外舶来品，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南越王墓出土的银器除了银盒外，还有银洗、银卮和银带钩，都是越王室的专用器具。7件银带钩工艺十分精美，有5种式样、钩首有雁头形、龟头形、龙头形和蛇头形等。特别是主棺室出土的那件银带钩，通长18.4厘米，呈弓状，镶嵌宝石并饰以凸浮雕。龙头形的钩首饰以卷云纹和腾跃的飞虎。复杂的纹饰，发光的宝石，通体鎏金，显得高贵华丽，是很好的工艺精品，反映了主人高超的制作工艺和审美观点，从中我们也可看出当时人们的生活风尚。带钩的用途，主要用于扣接束腰的皮带，还可以用于佩剑和钩挂刀剑、钱袋、印章、镜囊及各种饰品。
铜器
铜鼎。共36件，数量超过了殷墟的商代妇好墓，有汉式鼎、楚式鼎和越式鼎，其中有9件刻有“蕃禺”铭文，都是由南越国的都城工匠所造，是广州建城历史的重要物证。特别是越式大鼎，通高54．5厘米。出土时鼎内有“泰官”封泥一枚。南越国也像西汉一样设有“泰官”一职，是掌管南越王日常饮食的职官。
铜壶
共9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个鎏金铜壶，高37厘米，细长颈，大腹，造型美观大方，通体鎏金，光亮华丽，是一件艺术精品。
铜提简
共9件。铜提筒是南越王墓出土文物中最具地方特色的器物之一。特别是一个船纹铜提筒，高40.7厘米。除器身有几组几何饰纹带外，最为突出的是4只首尾相连的羽人船，每船有羽人5名，各饰羽冠，赤脚。船首倒挂一具人头。船首尾各竖两根羽旌。5人形态各异，有的划桨，有的击鼓，有的持兵器，有的在杀人。有人分析，广州临海，多海患，画面表现的应是杀俘虏祭海神的场面。船与船之间还有海龟、水鸟、海鱼等作装饰，形态生动，工艺精美，是精美的艺术品，是中国考古史上发现的规模最大、最为完备的海船图形。
铜熏炉
共有11件，有单件和四连体的，炉腹和顶盖均镂孔透气，是用来焚香料的，香料被认为是舶来品，这是最能反映南越国地方特色的典型铜器，其复杂的工艺反映了当时的铸造技术水平。
铜钫、印花铜凸版与构件
铜钫是一个方形壶。腹呈椭圆形突出，饰以繁缛的浮纹，复杂多变。这种盛酒的铜器制作技术精良，具有透雕后味，更能衬托出主人酒的名贵与醇香。
印花铜凸版。是用来在丝织物上印染图案的工具，是我国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印染工具，对研究古代纺织技术具有重要意义。墓中出土的铜构件较多。有鎏金铜铺首6件。有一个出土时已朽的漆屏风的铜构件多种，例如，转角鎏金铜托座、鎏金蟠龙托座、正间鎏金铜托座、鎏金朱雀铜顶饰、鎏金双面兽形铜顶饰等。还有鎏金铜牌饰等。
乐器
钮钟
的标志。墓内东耳室出土的一批乐器，旁边还有一名殉葬的乐师。乐器可分铜、石、陶、丝四大类，这里只说青铜乐器，有钮钟一套14件，甬钟一套5件；句鑃一套8件。还有铜铸等。钮钟是南越国自造的乐器，大者通高24.2厘米，小者通高11.4厘米。
甬钟
最大的通高49厘米，最小的通高38厘米，长圆筒呈椭圆形。
句鑃
最大的通高64厘米，扁方形实柱体柄，弧形口，阴刻篆文“文帝九年乐府工造”，并刻有“第一”至“第八”的编码，是迄今我国唯一发现具有绝对年代，而又有序号的句鑃。“文帝九年”是公元前129年，由乐府工匠制造，赵昧自称文帝，与历史文献记载相符。经测定，句鑃音质还好，仍可演奏，弥足珍贵。
勾鑃
兵器
墓中出土的兵器种类多，数量大，除15把剑为铁质外，其余皆为铜造。最为难得的是一把“张仪”铜戈，铭文“王四年相邦张义（仪）”等字，“王四年”应为秦惠王时。由张仪监造，说明是由秦带入南越的。
铜剑
出自西耳室、是战国楚式剑，为墓中唯一的一把青铜剑。
铜虎节
是一件难得的珍品，姿态生动威猛、蹲虎欲跃、虎头昂扬。张口、露齿、弓腰、卷尾，饰以错金虎斑纹，是国内仅存的一件错金虎节，属于孤品。节是外交和军事上的信符，有虎节、龙节、人节之分．可以用来证调战车和士兵，有错金铭文“王命：车徒”，尤为珍贵，是一件重宝。
所谓“节”，是一种外交礼器，《礼记》中记载“凡邦国之使节，山国用虎节，土国用人节，泽国用龙节”，其他史料中也有“天下之六节，山国用虎节，土国用人节，泽国用龙节，皆以金为之。道路用族节，门关用符节，都鄙用管节，皆以竹为之”的记载。虽然“节”的种类繁多，铜虎节也曾经在其他地区有过发现，但唯有南越王墓出土的这件通体以错金铸造法制成。有人推测，此虎节极有可能是当年南越王赵佗攻占了楚国旧地时所获，随后传给后代，并最终成为南越王墓的随葬品。
铁器
铠甲
通高58厘米，属轻型铁甲。共有709片甲片，均呈四角抹圆的长方形。这种轻型铁甲适合于气温较高的南方地区使用，代表了西汉时期南方铠甲的基本形制，与北方中原地区出土的铁铠甲形制有较大差别。
铁剑
共15件，其中一件出自墓主腰间左侧，残长164厘欧阳，剑鞘为竹胎，剑茎两面夹以木板，外捆缠丝带。还有4件是青黄色玉，雕刻最为精细，下面有高浮雕群兽，形态十分生动。
铁矛
这个铁矛间铜质、鎏金，错间金银的三角图纹和流云纹，如此华丽的铁矛应为南越王自用，或用于仪仗。
玉器
玉壁
，说明墓主对玉壁的喜爱。这些玉壁中比较突出的有大玉璧、透雕重圈二龙衔环璧、透雕龙纹玉璧、透雕龙凤涡纹玉璧、鲁首玉璧、双连玉璧等。特别是主棺室出土的一件大玉璧，直径达33.4厘米，是墓中所出土玉璧中最大的一件，雕刻精致，纹饰古朴庄重，颇有帝王之气。大玉璧是我国已知考古发掘出土玉璧中体形最大、龙纹饰最多的一块，被称为“璧中之王”。
玉盒
主棺室出土，为青玉，呈青黄色，盒身鼓圆，高77厘米。玉盒刻有两凤鸟，饰以美丽浮雕纹，结构严谨，雕工精细，光洁夺目，被称为“玉器绝品”。
丝缕玉衣
南越王墓出土的丝缕玉衣是中国考古历史上所见的最早的一套保存完备的丝缕玉衣，且从未见于文献和考古发现中，比名闻天下的河北中山靖王墓中刘胜所穿的金缕玉衣所属时间还要早12年。这套玉衣由头、上衣、左右袖筒、左右裤筒、手套和鞋10部分组成，全长1.73米，共用近2300块玉片，其中头部用玉片260余枚，上衣530余枚，左右袖筒各约210枚，左裤筒266枚，右裤筒388枚，左右手分别为113枚和21枚，左右鞋分别为108枚和109枚。每枚玉片四角打磨四孔，通身用朱红色丝带穿连而成，走线规整，图案精致。玉片材质不一，颜色各异，以黄褐色为主，质地温润，取材自珍贵的软玉石料。根据钻孔工艺和玉料质地来看，属于南越地区所产。由于年代较早，因此它并不像其他墓葬中出土的玉衣一样采用金缕或铜缕等金属作为穿连材料。有学者将其与河北满城汉墓中出土的中山靖王金缕玉衣进行了对比，认为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南越国是得到汉朝中央政府承认的王国，因此如果是皇室所赐，那么应当至少是使用银缕作为穿连材料，而此玉衣采用丝缕穿连，无疑表明是南越当地自行制作。也正是这种独一无二的做法，才显出了它独有的历史参考价值。
玉印
共9枚，其中3枚有文字的玉印 (有6枚无文字)都是出在主棺室墓主身上，分别是 “赵昧”、“泰子”、“帝印”的方形玉印。“赵昧”印和 “帝印”都是墓主身份的物证 。“帝印”是“皇帝之印”的意思，是赵昧生前僭越称帝的物证。
玉佩
心理，从古至今是人们追求的时尚。在古代佩戴玉质装饰品是达官贵人追求的时尚。南越王墓出土的玉饰品有130余件。例如，犀形玉瑛，整体作透雕形的犀牛，呈蹲曲不想状，全身肌肉隆起，充满生机活力。双龙纹玉瑛，对称的双龙头，张口鼓目，饰以透雕云纹，形象生动。透雕龙璃纹玉环，双面透雕二龙二兽的优美造型，十分别致。透雕龙凤纹重玉佩，透雕体态轻盈的龙凤，饰以卷云纹，造型饱满有力，龙凤均有呼之欲出之态，确是玉饰精品。连体双龙玉佩，构思奇特的双龙拥爪，形象生动。凤纹牌形玉佩，独特的不对称设计，形象美观。还有11套玉佩已复原了3套，墓主赵昧的组玉佩是最大、最豪华的一套。
玉角杯
出目主棺室 “头箱”，为主人自用的酒具。长18.4厘米，口部椭圆，口径5.8一6.7厘米。杯身作弧形优美流畅地回卷，尾端形似浪花飞扬，饰以阴刻、浮雕，构思奇妙，制作精美。这件独一无二的玉器精品被誉为 “汉玉中的稀世之宝”。
镇墓之宝
南越王墓除了“文帝行玺”金印外，还有“泰子”（泰同太）金印和“右夫人玺”金印，但不是龙钮，而是龟钮。“泰子”金印也是首次发现，在传世印玺中未曾见过。
历史意义
南越王墓的金器除金印外，还有金带钩、金花泡和杏形金叶，均是饰物。而金花泡普遍被认为是海外输入的“洋货”。
彩画石室
简介
彩画石室大墓是一座西汉彩画石室大墓，墓主是南越国第二代王赵昧（赵佗之孙），距今已有2000多年。
大石构筑。陵墓面积约100平方米，分前后两部分，共有7个室。前室居中，室的四面及顶部都绘有朱、墨两色的云纹图案，象征朝堂。斜坡墓道残长10.46米，宽2.36～2.59米。墓内的前、后两部分各设有一道双扇的石门。
南越王墓是岭南地区发现规模最大、出土文物最丰富多样、墓主人身份规格最高的一座汉墓，是中国境内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彩绘壁画石室大墓。这座墓堪称地下宝库，共出土各类文物达1000多件（套），内涵非常丰富，尤以铜、铁、陶、玉四者所占比重最大。而“文帝行玺”金印是中国考古发掘首次发现的“皇帝”印玺，最为珍贵。
历史意义
丝绸
丝绸是中华民族祖先的伟大发明之一。广州是我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以开拓丝绸贸易闻名世界，西方国家认识中国是从丝绸开始的，说中国是“丝国”。岭南地区丝绸生产的历史悠久，《汉书》记载海南岛一带有“女子桑蚕织绩”，说明南越国时期已经有养蚕和进行丝绸生产。从南越王墓出土的丝绸情况看，丝绸的随葬品不但品种多，而且数量很大。特别是西耳室西部，在约2.8平方米的范围内，丝织品多层叠放，整匹随葬的有绢、绣绢、朱罗、朱绢、绣“纱’、超细绢、砑光绢等品种。可惜出土时织物已全部炭化。炭化堆积层厚达20～30厘米，陪葬丝绸估计不下100匹，折叠层达700余层。用丝织品包裹随葬品也很普遍，有人估计超过300件以上。包裹用绢数目十分惊人，就像现代人用包装纸一样普遍，说明南越王室的奢侈。墓中出土的丝织品不但有平纹组织的绢、纱，也有重经组织的素色锦、二色镜和绒圈锦，品种十分丰富。如此之多的丝织品整匹随葬和大批包裹器物，说明南越国的丝织产品相当丰富，而且也会有外销，估计墓中出土的象牙、银盒、香料等舶来品，也可能是用丝织品来交换的。
支大象牙
经动物学专家鉴定，出土的象牙与亚洲象纤细的牙有明显的区别，与非洲雄象大而粗壮的牙接近，说明这5支大象牙的产地是非洲。可能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来到广州的。另外还出土了刻画象牙卮、象牙算筹和残牙雕器等，可见这些原支大象牙是进口作为雕刻原料的。
珍珠枕头。在墓主玉衣头套下的丝囊内装了470颗珍珠，珍珠直径0.1一0.4厘米，是未经加工的天然珍珠，专家们分析是一个丝囊珍珠枕头。有人说珍珠具有镇静、美容和辟邪的作用，像现代人喜欢戴珍珠项链一样，珍珠枕头垫起头来也是很惬意和舒服的。用珍珠做成枕头，在考古发掘中发现尚属首次。另外，在主棺室“头箱”中，原盛于一个大漆盒内，有重量为4117克的珍珠 (出土时漆盒已朽，珍珠散落满地)。珍珠直径0.3一1.1厘米，会不会也是用来做枕头的呢?因为未来得及做，就只好陪葬了。
陶器
墓地殉葬
所谓殉葬就是用活人陪葬。在奴隶社会里，奴隶只是会说话的工具，不当人看待。南越王墓共发现15具人殉。前空1具，身份是”景巷令”；东耳室1具与乐器同出，可能是乐伎；东侧室有4具“夫人”；西侧室有7具与厨房用具同出，可能是厨师或杂役奴仆；墓道中有2具，其中1具置于斜坡尽头处，可能是卫兵，另1具在外藏椁中，可能是车夫。经专家鉴定，殉人多是被击砸后脑致死的，可见人殉是十分残酷的。我国已经发掘的西汉陵墓中，除南越王墓外，都没有发现有活人殉葬的现象，应是南越国偏居岭南，仍保留奴隶制社会人殉习俗的缘故。在我国的商周奴隶制社会也普遍有人殉的，例如，在河南安阳的商代墓葬就普遍有人殉，有些贵族墓甚至多达90人。墓主都是奴隶主，人殉多是妻妾、近侍或仆人。
在位于主墓室南部的入口处发现了一具奇特的殉人骸骨，年代久远，已经腐朽，只留下残缺不全的椎骨、肋骨和几颗牙齿。但就是在这些残缺不全的骸骨之上，考古队员发现了铜镜、带钩等珍贵器物，在近旁还发现了一枚龟钮鎏金方形铜印，边长2.4厘米，高1.7厘米，阴刻篆书“左夫人印”四字，龟钮腹下镂空，作为穿系绶带之用。专家推测这是殉葬的左夫人的遗物。根据遗骸周围痕迹，初步判断她入殓时使用漆木棺材，内部涂有红漆，外部为黑漆作底上施彩绘，明显可见其地位等级较高。在左夫人印出土之后，又发现2枚夫人印，其中一枚上篆刻“泰夫人印”，另一枚因为字迹残损，只能辨别出“夫人印”三字，首字只剩一个“口”部，因此有人推断这可能是“部夫人印”，意即小夫人。但是学者许国彬认为此字应为“否”字，因为中国古代均信奉阴阳，“泰”为八卦延伸六十四卦象之一，乾上坤下，表示安定，意寓“天地高而万物通”，与之相对的卦象为“否”，坤上乾下，泰与否是一种对立调和，表示事物发展的平衡，因此有“否极泰来”之说。由此来看，与“泰夫人”对应的为“否夫人”，也就合情合理了。
但是也有考古学家认为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汉制皇室习俗之中，“正配”称作“皇后”，“妾皆称夫人”，另外在所有殉葬发现之中，帝王的正配妻室除了合葬之外，均无殉葬的先例，而南越王墓之中这位右夫人除了携带的印玺为金质较为特殊外，并无特殊棺椁制式。据此，这部分学者们认为仅仅凭借一枚金玺，并不能对这位女人的身份进行过多判断，而只能认为是南越国的一种特殊风俗罢了。
未解谜团
一、南越国开国国君赵佗墓葬位置的相关传说
在南越国短短93年的历史当中，开国国君赵佗在位67年。如今在象岗发掘的是第二代国君之墓，他在位时间为10余年。第三代国君赵婴齐之墓已经在三国时期被吴国孙权派兵搜寻挖掘。至于第四代国君赵兴和第五代国君赵建德，一共在位时间也不过3年，因此他们并没有时间去为自己准备豪华的墓葬。如今象岗发掘的第二代国君之墓已经如此庞大，随葬品众多精美，那么开国之君赵佗之墓一定规格更高，随葬品更加丰富，艺术和文物考古价值更加巨大。但是遗憾的是，关于赵佗墓的位置依然是个未解之谜。人们根据各种史料的相关记载，推测了可能存在赵佗墓的几处地方。
根据《水经注》中所引文献记载，南越国国君赵佗生前创造了宏大的基业，死后拥有非常隐秘的墓葬，他的墓以山为坟，墓穴地宫庞大，堆积着各种罕见的珍奇宝贝，虽然他僭号称帝，极为奢侈，但对于死后之事非常慎重，没有人知道墓葬的具体位置。这段话虽然没有直接说出赵佗墓葬的具体所在，但是说明了赵佗之墓确实是以山为陵而建的。无独有偶，唐代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中记载，在县内西南方向有一座禺山，赵佗之墓就葬在此处，由此人们推断赵佗之墓便在禺山。但是禺山位于今广州市的何处，没有人能够说清。有人考证了广州市内地名，发现了一处玄机，市内有一块几百米长的高地，叫做高坡，而古诗曾经有过“欲问禺山何处是，路旁童子说高坡”的句子。另外清代时此处还曾建过一座禺山书院，因此这里应当是禺山无疑。考古人员早在20世纪50年代时，就在这里发现了一座秦汉时期的工场遗址，根据土层采样判断这一高地并不是先天形成的禺山，而是历代杂物堆积而成的。另外史料也有记录，早在五代时期，南汉国君曾经凿平番禺二山建造宫殿，因此即使存在禺山，也不可能有任何线索能够找到了。
根据番禺当地县志记载，赵佗死之前曾经建造墓地多处，死后他的送丧葬车从番禺城四门出发，没有人知道确切的墓地所在。在葛蒲涧附近，曾经有人说“山掩何年墓，川流几代人。远同金骠裹，近似石麒麟”，由此可见，赵佗之墓可能就在附近。如今葛蒲涧南侧有荒坟几千座，有人推测这些可能就是赵佗的疑冢。而葛蒲涧位于广州市白云山，这样一来赵佗之墓的位置便增加了一处可能。后来考古队曾经针对这一说法在白云山地区展开调查，但是除了发现几处明清墓葬外，并未找到西汉时期的遗迹。
除此之外，传说最多的地点当属越秀山了。此山是广州白云山余脉，东西长约1500米，是市区主要山峰。根据越秀山志记载，越秀山下临万井，中锋正脉对应越王宫殿。因为这座山的主峰高度仅有75米左右，周围又分布着蟠龙岗、鲤鱼岗等更加矮小的山坡，地理环境优越，前临珠江，可将番禺城一览无余，风景秀丽，一直是广州的名胜。根据史料记载，当年汉文帝的使者陆贾前来说服赵佗，赵佗便携其前往此处游览，并在山上大摆宴席，山上还留下了越王台。另外在象岗发现的南越王墓所在之地，便是越秀山的分支。由于南越国墓葬一直具有合族而葬的特点，因此从象岗墓葬独占一岗的情况来看，赵佗之墓很可能也是独占一处，而且非常可能就在越秀山主峰之下。还有人参考了汉代陵墓特点，汉惠帝的安陵位于汉高祖长陵右侧，参照的范本是《礼记》，而南越国在各种制度上均沿袭汉制，因此可以判定，象岗墓葬应该在赵佗墓葬的右侧，那么赵佗之墓应该在越秀山主峰越井岗之下。然而此地现在是中山纪念碑所在地，其下是否存在墓冢，谁也无从知晓了。
二、赵蓝印之谜
关于赵蓝印，学术界也一直存有争论。此印上刻“赵蓝”二字，象牙质，是在右夫人龟钮金玺旁边发现的，按以往的发掘经验判断，赵蓝印便应是右夫人所携带的名鉴之一，因此右夫人的姓名便是赵蓝无疑。然而，为何堂堂南越国国君的右夫人，使用的名鉴居然是区区象牙呢？这又明显与历史传统不符。原来，由于南越国宫制均沿袭汉朝制式，而汉朝规定皇帝、诸侯、王公的印鉴材质使用白玉，俸禄为2000石至400石的官员贵族的印鉴材质为黑色犀牛角，200石以下的普通官吏或学士才使用象牙作为印鉴材料。如果说右夫人真的名叫赵蓝，那就只有一种解释，在她升为右夫人之前，肯定是以普通宫女身份存在的。否则的话，只能认定右夫人根本不叫赵蓝，赵蓝是其贴身侍女之类的人。另外，作为南越王的右夫人，竟然和王室家族同姓，由于名讳缘故，这在传统皇族中是非常罕见的。对此有人认为，这可能确实是同姓通婚的实例，虽然这样的例子较少，但还是存在的。据史料记载，春秋时期吴、鲁、蔡均为姬姓，但当时的鲁昭公就照样娶吴女为妻，并改称其吴孟子。另外汉代王莽曾娶过宜春侯的曾孙女王氏。但也有人认为，这种现象可能是南越国独有的风俗，即妻子无论原姓氏如何，均要从丈夫之姓。《史记》记载，南越国统治者实行民族融合政策，鼓励汉越通婚，因此右夫人赵蓝乃是取其夫姓，也就不足为怪了。虽然有以上种种说法，但反对观点也有很多，至今仍然没有定论。
三、象岗墓主人名讳之谜
因为虽然墓葬所有文物都已逐一清理研究，而且其中的“文帝行玺”确实证实了该墓为南越国第二代皇帝之墓，但是墓主身边表明自己姓名的“赵”印章却让历史学家大伤脑筋。因为一直以来，所有的历史文献资料都清楚显示，南越国第二代皇帝名叫赵胡，至于这个“赵眜”却从未有过哪怕蛛丝马迹的记载。通常来说，大家宁可承认墓主人名叫赵眜，与史书记载的赵胡是同一个人。但事实上，到底“赵眜”和“赵胡”是否是同一个人，还是像某些学者所说他们是兄弟两人，或者说是从司马迁撰写《史记》便留下的笔误从而以讹传讹，再或是其他的原因，只能由历史来解答了。
博物馆
1998年正式对外开放的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基本陈列主要展示南越王墓原址及其出土文物，专题陈列有“杨永德伉俪捐赠陶瓷枕展”，2010年博物馆对基本陈列进行全面改造，从文物保护、文物内蕴的揭示和观众服务等角度综合考量，立足于让广大的游客更深入了解南越文明的独特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