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卫斯理

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1703年6月17日－1791年3月2日）是18世纪的一位英国国教（圣公会）神职人员和基督教神学家，为卫理宗（Methodism）的创始者。他所建立的循道会跨及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四个地区，带起了英国福音派的大复兴。

十八世纪末开始到十九世纪末，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其实是对教会很不利的，但这一百年却是教会有史以来扩展最快的时期。卫理宗在约翰卫斯里的带领之下，成为许多当时社会政治乱象的出路，包括监狱工作、劳工失业问题等等。卫斯理是位实践神学家，他将神学理念化成实际可行的社会运动。

人物经历

幼年时期

约翰·卫斯理生于爱波沃斯（Epworth），1791年卒于伦敦。他的父亲撒母耳·卫斯理（Samuel Wesley）是圣公会的牧师，毕业于牛津大学，母亲苏珊娜重视严谨的教育，约翰·卫斯理在家里19个儿子中排行第15，其中只有10位长大成人。他的家境穷困，家教强调顺从、重视诫命与礼节。他母亲特别印象深刻的一个特别的经历是，约翰·卫斯理在5岁时，有一次因为住宅深夜起火，浓烟把所有的人都呛醒了，仓皇逃命，但是唯独约翰仍在黑暗浓烟中找不到出路，在一片混乱中，约翰跑到婴儿房的窗口大声呼救，一个仆人爬上另一个仆人的肩膀上，才能及时把小约翰救下来，也就在这惊险的下一分钟，整个屋顶全塌下来了。所以他的母亲常常觉得小约翰是“从燃烧中拖出来的燃木”。

他由母亲在家教育直到1714年，11岁约翰·卫斯理才开始就读伦敦的Charterhouse School，受教于大师 John King。 因为身体嬴弱，父亲要求他要在早餐之前跑校舍三圈，方可进食早餐，因此奠定了他终生爱好运动的习惯，使他的身体强壮起来。他在学校的学习勤奋，在21岁时得到文学学士的头衔。

青年时期

约翰和弟弟查理两兄弟，在1720年与1726年先后进入牛津大学基督教会学院就读，约翰在牛津的求学阶段，已经开始努力实践出基督徒的信仰生活，毕业后，约翰22岁(1725年)就被按立为圣公会牧师。弟弟查理发起了一个以“勉励学习、追求圣洁”为宗旨的同好会，这个同好会常被戏笑称为是“圣洁会”，后来许多人索性称他们为“循道友”（Methodists），来形容他们对理想信徒生活的追求。他们的生活严谨克己，正如他们所受的家教一般，经常去探望囚犯、病人，赒济穷人。

卫斯理兄弟都善音乐，注重圣诗在敬拜和教导上的功能。查理一生写了约七千五百首圣诗，发表的有四千五百首。约翰写的较少，两兄弟的曲谱都是由别人作的。 他们的圣诗在推广循道运动上有很大的推力与贡献。

当时英国科学发展迅速，‘自然神论’因着牛顿发表的机械式宇宙论而震惊世界，上层社会的人崇尚自然神论，相反的，许多下层人士却为文盲，常醉酒，平时娱乐也很低俗，文化败落。又因适逢十八世纪的英国工业革命，造成严重的社会贫富悬殊问题，劳工大量失业，及许多童工、女工的问题。而原有的国教英国的圣公会，崇拜上却只重视仪式，以致信徒都缺乏热情，国教体制下的神职人员养尊处优，灵性低落，又常发生酗酒问题。当时其他国家的敬虔运动也有影响，1728年罗威廉(William Law,1686-1761/4/9)写《敬虔生活的急切呼声》呼吁要重新建立教会秩序，于是有许多奋兴的会社成立，当时德国的敬虔运动已经开始发起，但要到卫斯理兄弟和怀特腓（George Whitefield）的循道运动，福音派才真正大觉醒。同时启蒙运动高举理性为知识之本，当时英国兴起的经验主义，也使得约翰·卫斯理的神学大受此处境的拉扯，因而卫斯理产生了对“理性”与“宗教经验”要平衡的论述观点。

1735年卫斯理兄弟应北美新殖民地的宣教呼声，前往北美乔治亚州（Georgia）传教。往北美的船只在大西洋时遇上暴风，同船的摩尔维亚信徒遇船难依然大声唱诗赞美神，因此约翰相当惊讶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个使得卫斯理对自己的信仰才有了更真实的经验，建立他认为<经验可以印证圣经与信仰的真实性>的神学思想。到了乔治亚州之后，卫斯理兄弟很奋勇传教，但仍无成效。查理·卫斯理因为身体虚弱，于1736年返回英国；约翰·卫斯理则继续留在乔治亚工作。他很有语言天分，能同时用德法义数国语言主持礼拜，于1736年在撒万那创立一个奋兴灵性生活的小会。个性上属于较拘泥的高派教会人士，对于重大事件犹豫不决之时，常用抽签或是随意翻圣经指出经文作为决疑之法。如：在乔治亚工作期间，约翰曾与苏菲（Sophy Hopkey）小姐论及婚嫁，但又考虑守圣职独身。最后，他用抽签之法来决定，结果是反对与这位小姐结婚。约翰这个决定令对方与其家属大感不满，她旋即与另一位追求者结婚。婚后，其丈夫反对她参加卫斯理所主持的宗教讨论会，卫斯理反以为她缺乏灵性修养，不准她领圣餐。她的友人误以为卫斯理借此在报复，甚至起来控告他。以至于卫斯理在乔治亚的工作完全失效，只得返回英国。回程途中依然害怕船难死亡，使他不得不承认：他所有的只是一个顺境时的宗教。

约翰返回英国后，兄弟俩又认识一位摩拉维亚弟兄会的弟兄贝勒尔，共同组织了一个会社“桎梏巷会”（Fetter-Lane Society）。但兄弟两心中仍未得到平安。1738年5月24日黄昏，约翰不大情愿的走到艾德门街 （Aldersgate）的一个会社中聚会，刚好听到马丁·路德《罗马书注释》的序文，突然大受感动，特别对信心有了深刻的体认，宣称他重获基督徒的真实新生命。

他的日记写着这著名的经历：“会中有人宣读马丁·路德所写的《罗马书信序文》。当他描述‘神借着人对基督的信心，在人里面所施行的改变’时，我觉得心中奇异的温暖。我觉得，自己确实已信靠基督，借着基督得着了救恩；并且他给我保证除去我的罪，救我脱离了罪和死。”

理论研究

发展过程

所谓的大复兴循道运动发生在1740年代初，一起参与的有大学同窗好友怀腓特（George Whitefield）与弟弟查理卫斯理，以户外举办的露天大布道会及循道会社的建立为主要的活动。在英国他们主动前去关心社会中一些因工业革命受伤害失业失落的劳工阶级与冷漠的知识分子。

当时英国国教圣公会偏向向上层社会的人传福音，而长老会跟浸信会偏向中产阶级、商人，约翰·卫斯理的循理会就专门向穷苦的下层劳工阶级的人传福音。卫斯理兄弟这种感情丰富的讲道方式，其实在当时并不受欢迎，特别对当时冷漠冷静的英国国教圣公会来说，是很大的极端，因此常被赶出教会外，教会不允许他们以这种热情的方式在会堂里讲道。于是他们只好主要着力在一些外面的基督徒小组里讲道，甚至举办露天的大布道会。他们最著名的露天讲道是发生在金斯伍德（Kingswood）的旷野，向众多矿工传福音。尽管约翰的讲道不如怀腓特那样出色，但许多低下阶层的人，却受他的感动信基督教。

卫斯理兄弟们旅行布道到世界各地，因为很看重信基督教后的教导与跟进工作，因此立刻就在当地建立循道会社。会社组织渐大，就将每区的信徒分班，每班十二人，选一人作班长。设立了教师、探访员、管家等职务。允许平信徒起来讲道(这也源自马丁路德的神学观)，讲道不再只是牧师才有这个资格；每一班的人约定好要彼此鼓励扶持，班长有当然的责任要督促班员过敬虔的生活，只要不是真的认真学习追求生命改变的人，卫斯理就会宁可把他们逐出小组。他也随着会社的发展在伦敦召开了第一次盛大的年度会议之后，他将全会社划分成几个教区，设立教区长，也设立游行传道人可以四处巡行讲道探视。

卫斯理: “我知道如果我自己在同一个地区传道一整年，我相使我自己和会众打瞌睡，我也不能相信神的旨意是每个会众只能有一个老师，在长期和经常的试验后，我发现经常变换老师是最好的做法，每位传道人都有不同的恩赐。”（致渥克牧师，1756年）

他所建立的循道会跨及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四个地区，带起了英国福音派的大复兴，甚至传播到其他英语世界地区。约翰·卫斯理在五十年内旅行布道超过廿五万哩，足迹遍及英德荷等欧洲邻近国家，讲道多达四万多篇。循道会社的建立是很关键的复兴力量。在他去世时，已有八万会众在英国，六万左右在美国，今日循道会也已有超过四千万的信徒遍布在世界各地。十八世纪末开始到十九世纪末，从社会学家的观点来看，当时社会政治环境其实是对教会很不利的，但这一百年却是教会有史以来扩展最快的时期。

主要贡献

他的重要伟大神学贡献是在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基督徒的成圣观，这是一个成圣的过程，所谓的救恩进阶：预设恩典→悔改→称义→重生→成圣之路→完全成圣。他提出了动态的恩典观，以及预期的恩典:神的赦免总是在人的行动之前。

卫斯理: “我们对上帝的敬拜，不同于异教徒与挂名的基督徒，乃是用心灵与真理敬拜，基督教的三项教义：原罪，因信称义，成圣，是我们必须遵守的，也是基督教的三个层次：门外，门槛，室内。”（致汤玛士·丘吉尔，1746年）

卫斯理: “这项恩典犹如房屋的前廊，任何人都可以前来。但是要进到房屋里面，还是要经过称义这个门槛。进了门槛还有许多的工作，要经过成圣的过程，方能生活得更好。”约翰·卫斯理看重圣灵是神的恩典的一部分，因此也比较看重圣灵的工作。

理论特色

大公精神与追求成圣的生活

卫斯理自己没有提出具体的系统神学理论，他是一位实践者，他是一位“实践神学家”。我们只能从他所写的著作 (包括他的讲章、日记、函件等)去重新整理探索他信仰背后的神学理论。六十年代末期，现代卫理宗名儒欧特勒提出这四大神学支柱，后来被大家广泛引用。

大公精神意指超越了宗派/神学的藩篱，源自教会传统，因他希望寻找出能合乎传统的神学融合观点，因而发展出大公及教会合一的精神，提出普世之爱， 卫斯理: “卫理会友教友们是人类的光荣，他们从不反对各方意见，与任何不同的崇拜方式，他们只坚持信心与爱心。我不介意被称为天主教徒，或基督教徒，但我为你作为一个异教徒而忧心，说实在的，基督徒与天主教徒倒不一定比一位行为高上的异教徒好。”（致郝顿夫人，1783年）。卫斯理也努力使 理性与经验密切结合，他认为理性是用来建立一个与别人对话的接触点，他也强调宗教经验之真实性。

卫斯理始终尽力将新旧的元素加以整合，希望两全其美，他将每一事工作到极限广及各个角落。他认为成圣是信仰过程非常重要的部分，认为一个蒙恩的人，就是恢复了原本神造人时所赋予的原本形象，当初神以自己的形象造人，也托付人要管理这个世界。因此成圣的生活也包含了重视环保与人权等问题，这就成为今日循道会与其他派别不同的特色，所独具的内在动力。

卫斯理神学

圣经的权威

唯独圣经：圣经是最高无上的权威，其他三者只是辅助者。“我不准许其他任何的规则作为信心与实践的标准—只有圣经、唯独圣经……”。圣经的重要性大过它的真实历史性、或神学可靠性，理性是用来解释圣经，教会传统能帮助解经有权威。经验可帮助把圣经中话语的真实活出来。

费克雷有佷好的结论：“圣经是信仰权威的源头……教会及其传统提供了诠释权威的资源，在圣灵的恩赐下带来亮光……人的经验世界(不论是理性、感性、道德性)却组成了圣经与传统能被阐明的处境，这是在启示的恩典下进行……。”

传统的权威

他看重教会传统的丰富属灵产业，卫斯理认为教会传统的重要性，仅次于圣经。 认为古教父的著作正是信仰真实的描述，“因为它们含有对真实信仰的描述(这也是他重视经验的缘故)，这引导我们对基督教信仰更完全确信……。”

由此也发展出大公精神，寻求这教会合一。 卫斯理从来没有脱离英国教会的意图，“我立此为不朽的真理—任何教会的神学只要；反之，任何教会的神学愈偏离圣经，我们愈有理由去怀疑它……。”。 卫斯理: “虔诚的基督徒，无论属于何教派，不希望突显自己，也不会盲从地追求，圣经上说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亲了（太12:50），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恳求你们不要再分门别派。”（基督徒的品格）。 卫斯理: “英格兰圣职人员中，那少数传扬圣经三大教义的——原罪，因信称义，成圣——竟然彼此忌妒，不合，真令人难过，这是多么有利于他们共同的敌人呢！这对他们投入的伟业，又是多大的阻碍阿～何等盼望他们之间能坦然面对，认真交流……多年来我一直致力追求此目标，致力使神的使者合一，非分散。”（致乔治·唐宁牧师，1761年）

理性的权威[编辑]

主要因为十八世纪启蒙运动高举理性为知识之本，难免会受到哲学与理性的压力。约翰·卫斯理曾如此说过：“……对我们（卫理宗）而言，一个很基要的原则是：弃绝理性即是等于弃绝了信仰 ；信仰和理性是并行的，所有不合理的信仰，必是虚假的信仰。”。 卫斯理: “上帝创造我们成为有思想的创造者，……所谓的良知，我们可以这样了解，乃是由上帝所放置于每一个来到世上的灵魂里，让他可以在自己的内心或生命中判断对与错的一种器官与能力。”（圣灵的见证IV）。 他认为理性是我们拥有神的形像的确据之一 ，也是神的恩典赐予。 “……让理智尽其所能吧！努力运用它，但同时要记得：理性本身不能产生信、望、爱；因此它无法带来真正的德行与满足的喜乐……。” 信心本身就是一理性上的认知过程，最后我们明白并接受救恩。理性是种与别人沟通的工具，用意在将福音以别人的理性所能接收的方法传出去。

经验的权威[编辑]

主要因为他受了启蒙运动与个人经历的影响，避免死沉的宗教仪式，或无法真实流露出与神之间的独特真实关系。他从小所受的教会传统权威的塑造，只有当他遇到罗马书注释那次的真实经历，才使他对自己的信仰完全肯定。 卫斯理: “不做坏事，做好事与参与事工，并不是基督徒的全部事奉，一位弟兄事奉了多年，到头来并未得救，一位姊妹自认为是有品格的人，只因为她不淫荡，另一位弟兄只是不偷不抢而已，愿在天上的父神，保守我不落入如此贫乏，单薄的信仰。”（卫理会教徒的操守与品德）。他认为 经验能印证信仰的真实性，也是上帝所赐预设恩典中的一部分，神赐下属灵感官，经验最重要的目的与功能是印证圣经的真理，信徒能在圣灵的指引，按圣经与经验活出丰盛的生命。教会的传统也不能缺少经验的辅助，经验有助于阐明圣经。但卫斯理也有清楚表明宗教经验是有所限制的，避免有些人太过高举经验的重要性。

动态恩典观

约翰·卫斯理用较 动态的“恩典”观念来探讨<人的救赎与信仰实践>的问题，他提出了“在先的恩典 prevenience of Grace”的观念。约翰·卫斯理看重圣灵，认为是神的恩典的一部分。 卫斯理: “这项恩典犹如房屋的前廊，任何人都可以前来。但是要进到房屋里面，还是要经过“称义”（Justification）这个门槛。进了门槛还有许多的工作，要经过“成圣”的过程，方能生活得更好。”。卫斯理:“我们对上帝的敬拜，不同于异教徒与挂名的基督徒，乃是用心灵与真理敬拜，基督教的三项教义：原罪，因信称义，成圣，是我们必须遵守的，也是基督教的三个层次：门外，门槛，室内。”（致汤玛士·丘吉尔，1746年）。 卫斯理: “绝对预定论相对于全世界的天主教派，是一个多么无理的理念啊，这位慈爱的上帝，人类明智，公义，慈悲的天父，从永远定下了一个绝对的，不可改变的，无可抗拒的命令，就是有些人不管他们作什么都可得救，而其余的不管他们能做什么当将灭亡。我并不相信绝对的预定论！”（致希尔先生评论的回应，1783年）

因此称义是恩典一部分，指的是一切罪恶被赦免了，就在那一刹那我们重生了，属于根本上的改变，而不只是相对的改变。当我们称义时，成圣也就在那个时候开始。成圣也是恩典一部分，卫斯理: “罪不过是暂停活动而已，并未毁灭。试探回来时，罪恶就复活了，罪只是昏厥而已，并没有死。在人里面有两种互相抵触的原则，即情欲和圣灵相争，自己的本性和上帝的恩典相抗。”(约翰·卫斯理《圣经所示的拯救方法》《约翰·卫斯理日记》)完全的成圣指的就是完全脱离一切罪恶的拯救过程，所以救恩也包括了成圣的整个过程，期望最后进到完全的地步。

圣灵救赎论：救赎的过程不是一次就完成的

他提出了救恩进阶：预设恩典→悔改→称义→重生→成圣之路→完全成圣。卫斯理认为人的救赎意味着一种人灵魂的医治，是一种不断持续的医治，是动态地不断地保持呼吸圣灵的能力，才能持续地更新在我们里头的神的形象。

遗产

今天，许多人跟从卫斯理的教导。他继续是卫理公会主要神学翻译世界上 ；最大的循道宗团体为联合卫理公会。卫斯理的教导还是圣洁运动的基础，从哪旬，灵恩运动，和宣道会的部分是分支。对个人和社会的圣洁继续挑战基督徒who 斗争来辨明它意味着参加天国的卫斯理的调用。

人观

即自然的形象（the natural image）、管治的形象（the image of political）以及道德的形象（the moral image）。 卫斯理: “我们有最清晰和强度的亮光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信仰，那就是借着基督来重建人，不只靠他的恩典，也因为我们有神的形象。”（基督再来的结局）

自然的形象：是指我们的基本的能力，包含理解力，理性，意志，意愿，或自由。人堕落后，这个能力还在。管治的形象:是因为神将大地交由人来管理，所以赐与人管理的能力如领导，经营。与自然的形象相同，在人堕落之后尽管人性遭到腐化，但是这一向度的形象仍可继续存在人性之中。道德的形象:是指人所能活出神的属性，如爱、公义、怜悯等等。 道德的形象并不能独力存在，它必须奠基于人与神之间关系的情况。人堕落后，人与神间的关系受到破坏，人的道德形象就不能自然显出。比较接近东方教会传统的看法，认为人性是不断地参与神的神性，而当人与上帝间关系破裂，人里面神的形象就无法彰显

理论成果

综述

形成卫斯理宗神学的四大基本原理是圣经、传统、经验和理性。其中三种是英国国教（圣公会)曾经使用的，在那基础上卫斯理增加了体验。

圣经

圣经被看作是四个基准中最源泉式（prominent)的神学资料。圣经中包含救赎所需的一切内容，是通过圣灵在圣徒心目中出现时能与基督相见。在圣灵的指导下，如此慎重地采取圣经时，信徒能将其原理应用于个人的现实生活中。

传统

教会传统（Tradition)成为卫斯理解释圣经和神学的重要根据，所以卫斯理认为初期教父（初期教会五世纪的神学家)接受了很多尼西亚会议后的教父们（Macarius the Egyptian. St. Gregory of Nyssa,St. Chrysostom,St. Augustine)的神学思想。因传统是在历史中出现的共同体的集体经验，所以对他们批判性理解使对上帝的掌权的信仰更为丰富。

体验

卫斯理认为对神学和圣经解释应与信徒的体验作比较来理解。这种经验（Experience)是人格参与上帝的恩典，即人与神相见（Encounter)的经验。但是在神学的解释上，比起个人的体验（神秘主义)，卫斯理更强调通过属会的共同体的经验。

理性

人的经验中也包括理性。理性检验圣经真理的正确性和信实性。但是卫斯理所说的理性不是中世的经院主义式、形而上学式、逻辑式的追求或思辨（speculation)，而是在圣灵的引导下服务于福音的理性，即是信心的用人，是信心为前提的理性。因而，圣灵的恩典和启示先开始作用于人类理性的活动。

个人影响

约翰·卫斯理从一七三九年起，开始露天布道。一直到他去世为止。

在五十二年之见，他的脚踪踏遍英国的每一角落，尤其在各城镇、矿区，和新兴工业区。他总共旅行了二万五千里。在约翰·卫斯理的一生中，他讲道超过四万次；在有些场合，会众曾超过二万人。他带领的复兴运动，震撼了英伦三岛，使他成为英国家喻户晓的人物。他在属灵方面的影响力，绵延数百年，跨越了各大洲，遍及全世界。

人物轶事

从烈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

在英国林肯郡(Lincolnshire)的厄普卧（Epworth)有一位圣公会的牧师，名叫撒母耳·卫斯理（Samuel Wesley). 此人在牛津大学受过高深教育，也是当时一位颇有名气的作家. 但他薪水微薄，与厄普卧居民的贫困状况并无多大差别. 1703年6月28日，他的第15个孩子 — 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出生了. 在那个时代，儿童因营养不足而夭折是平常的事. 在他之前的14个兄姐中，已有8个不幸夭折. 他过后的4个弟妹中，也有一个不幸夭折. 因此，约翰·卫斯理能幸存下来，确实是神的恩典和美意.

1709年2月9日午夜时分，撒母耳·卫斯理的住家突然失火，全家人仓皇逃出屋后，才发现约翰·卫斯理还在屋内. 约翰·卫斯理当时年仅6岁，无法从顶楼燃烧的楼梯爬下来，但他镇定地拉着一把椅子到窗口，爬上椅子大声求救，直到获救. 他一被救出来后，屋顶立时就倒塌下来. 他的父亲心中充满感激，大声喊道: “各位邻舍快来，让我们跪下感谢神，他恩待我们一家，使我8个孩子一个也不遭害. 任凭房子烧毁吧！ 我已心满意足了！” 他的母亲苏珊娜（另译“苏撒拿”，Susanna Annesley)翻开圣经找到经文（摩4:11; 亚3:2），为这“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而感谢神. 他恳切嘱咐约翰·卫斯理，说神这次救他必有特殊的目的和日后的美意. 这事在约翰·卫斯理的心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他过后画了一张图画，画中有间失火的房屋，下面写着: “这岂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

行善求圣的牛津大学讲师

1720年6月24日，约翰·卫斯理17岁时进入牛津大学最著名的学院 — 基督教会学院（Christ Church College)修读. 他最感兴趣的课程是逻辑学和古典文学. 他博览群书，特别是约翰·班扬（John Bunyan)对福音的讲解，曾引起他的注意. 1725年，约翰·卫斯理被圣公会（Anglican)按立为执事，并在同年9月26日,第一次对会众讲道. 那时，约翰·卫斯理开始有渴慕主的心，阅读了中世纪坎普滕的托马斯（Thomas àKempis，另译“多马·肯培”)[1]的经典著作《效法基督》（The Imitation of Christ). 约翰·卫斯理认为托马斯的修道士生活过于严肃，与现实世界脱节. 《效法基督》的内容虽然感人，但却无从效法. 他同时阅读威廉·劳（或译“劳威廉”，William Law)的名著《奉献和圣洁生活的呼召》（A Serious Call to a Devout and Holy Life). 此书打动他的心，他开始向往一种圣洁的生活.

1726年，约翰·卫斯理被选为牛津大学林肯学院（Lincoln College of Oxford University)的院士. 1727年2月14日，他荣获文学硕士的学位. 他在牛津大学里以辩才和演讲闻名，获得多人赞赏. 他同时也是牛津大学的希腊文讲师，又兼教哲学和逻辑学. 1727年11月，他担任鲁特（Wroot)教区的副牧师. 1728年9月22日，他在牛津正式被按立为牧师，并于同年11月从鲁特教区返回牛津大学. 回到牛津不久后，约翰·卫斯理被选为“圣洁会”（Holy Club)的领袖. 此会是由他的弟弟查理·卫斯理（或译“查理士·卫斯理”，Charles Wesley)和威廉·摩根（William Morgan)所创立. 圣洁会会员因循规蹈矩地祷告、敬拜、济贫，和探访监狱犯人而闻名，所以他们后来被人称为“循道（会)友”（Methodists).

约翰·卫斯理和威廉·摩根时常前往监狱探访被虐待的犯人，并捐赠一些药品、书籍、日用品给囚犯. 约翰·卫斯理参加了在伦敦一个从事监狱福音工作的基督教团体 — “传播基督徒知识会社”（The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 虽然积极参加济贫慈善和社会关怀的事工，并追求圣洁的生活，但约翰·卫斯理心中没有真正的平安，没有罪得赦免的保证. 因行善不过是人应尽的本分，就算行了也无可夸之处，绝不能涂抹人以往犯罪的旧债.

往美洲宣道的圣公会牧师

1734年，英国在美洲有块殖民地，即乔治亚（Georgia). 此地需要一位牧师，特别是向乔治亚的印第安人传福音. 约翰·卫斯理的母亲苏珊娜（Susanna Annesley)认为这是约翰·卫斯理事奉神的良机，同时说道: “假如我有20个儿女，我也愿意他们一个个都献身事奉神，即使今生不能再见他们一面，我也心甘情愿.” 圣公会的传播福音会社（Anglican Society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 Gospel)赞助约翰·卫斯理前往美洲,给他年俸50英镑. 1735年10月，他和弟弟查理·卫斯理（Charles Wesley)两人乘搭“希盟斯号”（或译“鲜敏号”，Simmonds)前往美洲的乔治亚.

在轮船上，卫斯理兄弟与另外两人组成循道友的圣洁会. 四人在船上遵守严格的纪律生活，早上4至5时守晨更祷告，5至7时研读圣经，8时再度聚集一起祷告. 在船上，卫斯理有机会接触到26个摩拉维亚派（另译“莫拉维亚派”，Moravians)的新教徒. 他们不但信心坚定和内心喜乐，行为也非常严肃谨慎. 他们的谦卑可从他们辛苦服事其他乘客上表露无遗.

本身尚未重生得救的牧师

1736年2月15日，希盟斯号终于抵达美洲的萨凡纳河（另译“撒万那河”，Savannah River)河口. 在那里，约翰·卫斯理受到摩拉维亚传道士史宾真堡（August Spangenberg)的迎接. 史宾真堡问约翰·卫斯理说: “神的灵和你的心是否一同见证你是神的儿子?”（参罗8:16）. 这个问题叫约翰·卫斯理听了惊愕万分. 他对此问题感到生疏，不知如何回答. 史宾真堡察觉他的惊愕情况，又问他道: “你认识耶稣基督吗?” 约翰·卫斯理稍为迟疑一下，答道: “我知道他是世界的救主.” 史宾真堡说: “诚然，但是你知不知道他已经拯救了你?” 约翰·卫斯理又呆住了，然后答道: “我希望他为救赎我而死.” 史宾真堡最后问: “你知不知道你自己?” 约翰·卫斯理应道: “我知道.” 约翰·卫斯理之后在日记中记载了这段对话，并加上评语: “恐怕当时我所说的都是空话吧！” 这证明当时约翰·卫斯理对救恩还没有清楚的认识，还未真正重生得救. 正如他在日记中写道: “我来到美洲劝别人悔改信主（convert)，但我本身却未悔改信主.” 他只靠自己努力行善，[2] 却未全心单靠救主救赎恩典.

萨凡纳（Savannah)是新殖民地乔治亚(Georgia)的首府，居民约有5百多人. 1736年3月7日,约翰·卫斯理在萨凡纳首次讲道，差不多有1百人前来聆听. 1736年5月，约翰·卫斯理加入了摩拉维亚弟兄会的支派“守望屋派”（Herrnhuters). 他每天凌晨4时起身，先和一位与他同来的圣洁会循道友迪拉莫（Charles Delamotte)守晨更祷告，接着他和一些摩拉维亚信徒唱诗赞美主，然后他再带领教会的晨早祷告聚会. 他本是牛津大学的高材生，能用英语向英国移民讲道，以法语对法国移民讲道，用德语对德国人讲道，甚至能以刚学到的西班牙语，向从西班牙来的犹太人传讲福音. 约翰·卫斯理每日就是这样辛劳刻苦地从早晨工作，直到晚上10时方才就寝.

这位毕业于牛津大学的牧师，每天热诚地向人传讲福音，自己却未借着福音重生得救，这点证实福音那“因信称义”的真理在当代已变得含糊不清，同时也暴露了按立神职人员制度的弊病 — 以神学知识而非属灵生命作为事奉神之人的资格. 无可否认，如果连约翰·卫斯理这样“热心追求、牛津大学毕业的虔诚牧师”都未得救，当代必然有许多未重生得救的牧师！ 今日在同样神职按立制度下的牧师也有相同的危机，所以让我们别认为每一位“传扬基督的牧师”都一定是“基督徒”，即重生得救的人.

单靠基督获得救恩的确据

1737年12月3日，约翰·卫斯理返回英国. 他回到伦敦后，1738年2月7日，就遇到了摩拉维亚弟兄会的传道士彼得·波勒（Peter Boehler). 波勒在史宾真堡（August Spangenberg)的教导下，对福音真理有正确的观念. 他坚信一个人可以单凭信心得着救恩. 波勒常和约翰·卫斯理一起散步，谈论救恩的事. 1738年5月24日，约翰·卫斯理读到彼后1:4: “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分.” 他心里多么渴望神的应许能应验在他身上.

当天晚上，约翰·卫斯理到阿尔德门街（Aldersgate Street)参加摩拉维亚信徒的聚会，那时有位弟兄威廉·荷兰（William Holland)正读到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的《罗马书序言》（Preface to Romans). 当威廉·荷兰讲到人借着对基督的信，神在人心里所施行的那种改变，约翰·卫斯理心里觉得异常的温暖. 就在这一晚,他突破了信心的障碍，全心单靠基督并他的救赎. 他感觉到自己实在已经信靠了基督，已经获得了得救的确据. 他深知主耶稣已经洗净他一切的罪，且已拯救他脱离罪与死的律. 聚会一完，他立即前往弟弟查理·卫斯理的住宅，向他表示自己已因信耶稣基督而清楚得救. 在这喜乐的时刻，卫斯理兄弟两人合唱一首弟弟查理·卫斯理刚作成的赞美诗: “我流浪之灵始于何处? 如何热望天家一切? 由死和罪得赎之奴，由永火中抽出之柴，我如何奋起得胜，歌颂伟大救主?”

探访摩拉维亚教徒的总部

得救后的几个月里，约翰·卫斯理继续参加一些小组的聚会，那些聚会的主要成员是摩拉维亚新教徒. 这类性质的小组聚会逐渐发展成著称的“会社”（Societies). 这些会社初期是圣公会的外围组织，会社本来无意取代圣公会，却带有循道友的特色. 但随着事情的转变，循道会终于脱离圣公会，而会社便成为循道会的重要组织.

约翰·卫斯理在摩拉维亚弟兄们身上目睹内在的信心和外在的敬虔，就立意到德国去探访他们的总部. 1738年6月，约翰·卫斯理在3位摩拉维亚信徒的陪同下，前往德国，并在马利恩邦（Marienborn)会见了他们的领袖亲岑道夫伯爵（另译“辛生道夫”，Count Nikolaus Ludwig von Zinzendorf).[4] 接着约翰·卫斯理于8月1日前往摩拉维亚信徒的总部 — 守望屋（Herrnhut). 他在那里住了两个星期，深深地被那里信徒敬虔和弟兄相爱的生活所感动，以至于他在日记中如此记载: “我愿意在此间快乐地度过一生！”

露天布道破坏圣公会传统

约翰·卫斯理回国后，信心更坚固. 他在传福音时强调，人只要信靠基督，认同不是倚靠自己的善行和功德，方能蒙恩得救，罪得赦免. 但他这“因信称义”的信息却令那些严守教会规条和虚文的牧师们大表不满，结果英国各大教堂都关起大门，拒绝让约翰·卫斯理在教堂讲道.

此时，约翰·卫斯理在牛津大学的朋友怀特腓（或译“怀特菲尔德”，George Whitefield)在英国海港布里斯多（Bristol)展开户外的露天布道工作. 由于他有负担到美洲布道,所以便邀请约翰·卫斯理接替他露天布道的工作. 约翰·卫斯理最后应邀前往. 1739年4月2日，约翰·卫斯理站在布里斯多的一座小山丘上，向着3千人讲道. 陈福中指出: “他知道身为圣公会的牧师，在露天布道，违反了圣公会的习俗与规条，然而他觉得神呼召了他，托付他一项重大的使命，即传扬福音给贫穷地区的庶民.”[5]

在布里斯多的8个月，约翰·卫斯理传讲了5百篇信息，只有8篇是在教堂中宣讲的. 大多数牧师都反对他，认为他破坏了圣公会的传统，不再准许他在教堂中讲道. 在布里斯多期间，他用所收到的奉献款项，在马市场（Horse Fair)买了一小块地皮，在那里兴建一所房子，来容纳那些日渐增加的新得救者. 新房子（New Room)开始被一般人称为循道会，[6] 而事实上，这确实是世界上第一间循道会的教堂.

与摩拉维亚派的信徒分手

约翰·卫斯理在布里斯多期间，他的弟弟查理·卫斯理参加了摩拉维亚派在（伦敦)费达巷（Fetter Lane)的聚会. 那里的聚会或称“会社”也是约翰·卫斯理之前所参加的，它的主要负责人是雅各·哈顿（另译“肯顿”，James Hutton). 1739年10月18日，摩拉维亚派的摩尔德（Philip Henry Molther)经过伦敦. 此人提倡“静止学说”（doctrine of stillness)，认为如果信徒心中仍然疑惑，他们就未真正得到得救的信仰，他们应安静地等候基督. 费达巷的雅各·哈顿和另一位负责弟兄接受了摩尔德的教训.

由于静止学说与约翰·卫斯理所强调的恩典之法互不相容，约翰·卫斯理于1739年10月31日晚上，与摩尔德进行一段长时间的谈话. 双方看法不同，意见分歧，关系出现裂痕. 1740年7月20日，约翰·卫斯理在费达巷的一次聚会上，很坦白地表明了他与伦敦的摩拉维亚弟兄们某些看法上的分歧之处，谈到结尾,他呼吁那些和他看法一致的人，可以起来跟随他. 当场就有20人站到他那一边，一同脱离了摩拉维亚教会，转而参加了由马斯费（Thomas Maxfield)所带领的聚会. 聚会地点是在伦敦的铸造厂（Foundry). 马斯费从未被圣公会按立为牧师，但约翰·卫斯理打破圣公会的规条和传统，特别允许马斯费担任讲道和主持圣礼的职务.

旅行布道宣扬基督的福音

自1739年，约翰·卫斯理开始露天布道. 他为了要到各处旅行布道，就开始骑马. 陈福中表示: “约翰·卫斯理从1739年起，开始露天布道. 一直到他去世为止，在52年之间，他的脚踪踏遍英国的每一个角落，尤其在各城镇、矿区，和新兴工业区. 他总共旅行了2万5千哩.[8] 在约翰·卫斯理的一生中，他讲道超过4万次; 在有些场合，会众曾超过2万人. 他带领的复兴运动，震撼了英伦三岛，使他成为英国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9]

约翰·卫斯理把他的布道旅行记录在他的日记里，后来将之出版在一本名为《日记》（Journal)的书中，阐述了他一生事奉的细节和详情. 约翰·卫斯理经常一天讲道4 、5次，间中还要处理很多事务. 他平日清晨4时起身，起床后的1小时是他灵修的时间. 他出门骑马时，经常携带书籍诵读. 他目光近视，双手捧书，几乎贴近眼睛. 他那种刻苦勤学的精神，令人敬佩.

事奉旅途上苦难荆棘满布

当循道主义盛行时，约翰·卫斯理的助手 — 平信徒传道人（layman preacher) — 既未正式被按立为牧师，又到处传道，就引起很多英国国教（圣公会)牧师们的愤怒. 此外，各地的恶霸豪强，也不喜欢循道会所宣传的道理，反对循道会所提倡的消除社会阶级的区别，不赞同循道会所主张人民一律平等的理念. 加上又有人散布谣言,诬说卫斯理兄弟两人支持流亡的（法国)查理王子（Charles Edward Stuart)，企图推翻英国乔治王朝. 结果，圣公会的保守派牧师、地方上的恶霸豪强、英国的保皇派，皆因不同动机而到处煽风点火，竭力攻击约翰·卫斯理，使他遇到许多危险. 以下列举两个例子.

1741年7月12日，当约翰·卫斯理在伦敦的查理（Charles Square)讲道时，有人雇佣一些流氓来捣乱，他们赶着一头野牛进入露天会场，使尽力气要把野牛赶入群众当中. 但神使这些暴徒的计谋归于徒然； 不论他们怎样卖力，这头野牛总在外面打圈子，一圈一圈地跑，最后突破暴徒的包围逃跑了. 会众得以平静喜乐地赞美神. 但神有时也允许苦难临到，考验信徒的信心. 1742年1月25日，约翰·卫斯理在伦敦的长巷（Long Lane)传道时，有人把大石头抛到屋顶的瓦片上. 顿时间，石头、碎瓦纷纷坠落到会众当中，聚会于是受到阻挠.

虽然受到百般攻击和各种危害，约翰·卫斯理仍骑着马，风尘仆仆地前往许多偏远的角落传道. 有时他讲完道，极其疲乏，却找不到栖身之所； 他唯有睡在地板上，连保暖的被盖都没有. 他所经历的苦难，绝非笔墨所能罄述. 很多地方的居民并不慷慨奉献，他往往没有食物充饥，只能摘下路旁生长的黑莓来吃. 虽然如此，靠着神的恩典，他却因着得以四处传扬福音而满心喜乐. 在他日后制定的循道会12条基本条例，他以拯救灵魂为最高目标. 他如此写着: “你们除救灵魂之外，不必做别的事. 你们要用或被用在这工作上. 你们的本分不在乎讲几次道，但你们要救越多灵魂越好，尽力引导罪人到悔改的地步,而且要尽力帮助他们达到圣洁，因为若不圣洁，没有人能见主.”

博学非凡的文字事工作家

约翰·卫斯理常常从一些平信徒当中，提拔他们为同工. 有者甚至没有受过教育，单凭他们有颗事奉主的心，并有圣灵所赐的恩赐，这点合乎新约圣经的教导. 但这事引起很多当代的宗教人士对他不满. 圣诗“万古磐石”（Rock of Ages)的作者托坡雷迪(Augustus Toplady)曾批判约翰·卫斯理贬低了牧师的神职地位，把神圣的工作托付给一群粗俗无学的人. 许多受过高深教育的人士也发表文章攻击他. 约翰·卫斯理因而撰写许多书籍和小册子来为真道辩护.

他一有空就落笔疾书. 他著作的书籍和小册子累积起来有233本之多. 我们很难想象，这一个马不停蹄、深入穷乡僻壤传道的人，竟有空闲和精力来撰写这么多种的书. 他的著作范围甚至超越了宗教信仰的课题，例如他著述了《英国史》、《罗马史》，还有一册伦理学，另有一本《疾病简易自然疗法》（An Easy and Natural Method of Curing Most Diseases). 此书介绍725种药方，可治243种疾病. 此外，他精通多种语文，编纂了希伯来文、希腊文、法文、德文、英文等字典，并于1777年，主编一份属灵刊物，即《亚美尼亚杂志》（The Arminian Magazine).

约翰·卫斯理的书籍主要是教导基督徒如何活出完美和圣洁的生活，例如他在1742年所出版的《循道会信徒的品格》（The Character of a Methodist); 以及1765年所写的《基督徒的完美主简易说明》（A Plain Account of Christian Perfection). 他借此书提醒信徒要如何在恩典中成长，达到完美的地步. 还有一件难能可贵的事，就是他每日都抽出时间写日记，记录了一天的活动、以及他与一些当代人交接的情况，或对周围人、事、物的感想. 这使后人对他的心灵世界、生平经历和当代背景有更深入的认识.

脱离圣公会的美以美会

早在1758年，西印度群岛的安提瓜岛（Antigua)有个名叫吉尔伯特（Nathanael Gilbert)的下议院议员到了英国，听到约翰·卫斯理的讲道后信主得救. 回到安提瓜岛后，他就继续传扬福音，在那里建立了循道会，并有教友2百多人. 1769年，约翰·卫斯理觉得英国循道会应当支援在美洲的工作，就派宣道士到美洲，使循道会的工作在美洲很快扩展.

不久,美国爆发革命，争取脱离英国的管辖. 1776年，眼看美国的独立运动就快升级为武装斗争，约翰·卫斯理催促所有循道会的传道士返回英国，那时唯有在1771年前来美洲宣道的循道会宣道士阿斯伯里（或译“亚斯贝立”，Francis Asbury,1745-1816）一人不肯离开美洲，不愿遗弃当时在美国的7千名循道会教友，与他们同甘共苦，这使他赢得美国循道会上下的敬佩. 1780年，美国正式脱离英国的管辖，许多教友主张由阿斯伯里来主持美国的循道会. 但阿斯伯里劝他们要尊重约翰·卫斯理的领导地位，要他们写信请示约翰·卫斯理，请他来美国视察情况. 但年迈的约翰·卫斯理不良于行，力不从心.

陈福中指出: “自从英藉收师临阵退缩，美国的循道会也就没有正式封立（按立)的牧师，教会的圣礼也就没有人可以主持. … 1784年9月1日，约翰·卫斯理…按立了两位传道人为执事. 他们是华库（Richard Whatcoat)和瓦西（Thomas Vasey). 次日又提升他们，按立他们两人为长老，以便差派他们到美国的循道会教会服事及主持圣礼. 另一方面，约翰·卫斯理又按立他多年的密友柯克（另译“科克”，Thomas Coke)牧师为美洲循道会的监督. ”[10]

值得一提的是，初期约翰·卫斯理不顾圣公会的反对，鼓励有恩赐的人在未受圣公会按立的情况下作传道人（人称为“平信徒传道人”)，此举是合乎圣经所教导的“所有信徒皆祭司”的真理. 可惜过后，约翰·卫斯理又回到按立授职（Ordination)制度下的“圣职主义”（Sacerdotium)，认为只有按立的神职人员才能主持圣礼. 这点违反圣经的教导，诚然可悲.

1784年11月3日，这3位新的英国教牧人员抵达美国纽约. 到了圣诞节，美国循道会在美国的巴尔的摩（Baltimore)举办了一次年会，将美国循道会改名为“美以美会”（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大会正式选出柯克（Thomas Coke)和阿斯伯里（Francis Asbury)同为美以美会的会督（bishop). 在这大会上，柯克展示约翰·卫斯理所写的有关建立美洲循道会的手谕. 内中提到约翰·卫斯理把圣公会沿袭的第39条规例剔除，因为这条规例要求教会必须宣誓效忠英国皇室. 在《宗教的条款》上，约翰·卫斯理剔除圣公会原有的条款中的15项. 至此，美国的美以美会得以完全脱离了英国的圣公会.

最美好的是神与我们同在

约翰·卫斯理在1783年时已达80岁的高龄，但他在日记中如此记载: “我至今已经活了80岁了，感谢神，我的一生并不辛苦. 我不觉得比起25岁时,有更多的病痛. 这应该归功于: （1）神的能力使我能做他呼召我做的工作； （2）我每年（布道)旅行了4、5千英里的路程； （3）在白天或黑夜，我都能随心所愿地安眠休息； （4）每日定时起床； （5）我恒久地讲道，特别是在清晨的时光； （6）我爽朗坦诚的性情. 我天性多愁善感，但因着神的恩典，我再也不须忧愁了.

1784年2月28日，约翰·卫斯理发表了《宣告书》（Deed of Declaration)，把他的领袖权力移交给100个宣道士组成的大会. 此时，英国已有359间循道会的教堂. 1790年元旦，87岁的约翰·卫斯理在日记中写道: “我现在真是一个老翁了，眼目昏花，手臂颤抖，嘴唇焦干. 我每天几乎都有缠身不去的发烧. 但是，感谢神，我并没有松懈我的工作. 我仍然继续讲道和著作.” 1790年8月，他参加了在布里斯多（Bristol)举行的循道会年会. 这时，循道会教徒在英国有7万多人，美洲有4万3千人，散布世界各地也有5千多人. 在这个他生前最后一次参加的年会上，有几位宣道士询问他有何办法可使循道会长久延续下去. 约翰·卫斯理答说: “要注意培植新生的一代.”

1791年2月25日早晨，约翰·卫斯理探访了几位弟兄姐妹后，便病卧床上，身体发烧. 接连数日，他在死亡边沿. 他一直喁喁细语地向神发出感谢赞美. 他以微弱的声音说出: “最美好的是，神与我们同在.”（The best of all is,God is with us). 1791年3月2日，88岁高龄的约翰·卫斯理终于卸下世上的劳苦，被主接回天家，永享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