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素质

人口素质是人口在质的方面的规定性。又称人口质量。它包含思想素质、文化素质、身体素质等。通常称之为德、智、体。思想素质是支配人们行为的意识状态，文化素质是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身体素质是人口质量的自然条件和基础。人口群体是素质和数量的统一，二者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控制人口数量有助于提高人口素质，而提高人口素质反过来又会促进控制人口数量。

内涵

质以及思想素质，它反映了人口总体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条件和能力” 是一致的。而梁中堂教授在《人口素质论》一书中认为“人口质量是人口所具有的各种构成的总和”；穆光宗则定义：“所谓的人口素质或者说人口质量，就是指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人口的结构和组合状态所展现的各种社会功能和影响力”；还有吴忠观在《人口科学辞典》中指出：“人口质量，亦称人口素质。人口总体的质的规定性，在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下，人口在质的规定性方面的发展水平，总是体现为人口总体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条件和能力。人口具有多方面的质的规定性，一般认为包括身体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素质三方面的内容”。

人口素质内涵的不同观点，每一种观点都是局限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提出的，因而没有全面的、准确的概括出人口素质的真正涵义。

思想素质

思想素质包括世界观、社会观、道德观、法纪观、社会公德、个人私德、思想品行、修养操守……等等。人口的思想素质有明显的社会性，思想素质的高低是客观存在的。例如，遵守公共秩序、爱护公物、尊老爱幼这些可比的指标，以及青少年犯罪率和刑事犯罪率等都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一个人口群体的思想素质水平。中国倡导的四有（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五爱（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是着眼于提高全国人民的思想素质。

文化素质

指人们在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中积累的劳动生产经验，以及在教育培训中学到的文化科技知识。单个人的文化素质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个人的努力。一个国家的人口文化素质的高低，则是由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决定的。衡量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人口文化素质的指标，主要是受各种教育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科技研究人员的比重，劳动者的文化构成，职工技术等级构成等。人口的文化素质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在科技日新月异飞速发展的当代，人口文化素质的提高是促进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条件。

清末，境内识字人口仅占总人口的3%左右。民国时期，识字人口有所增加。至1941年建县时，识字人口比例上升到8%。建县后，抗日民主政府重点发展小学教育，并在群众中广泛开展扫除文盲活动。1949年统计，全县小学文化程度人口占总人口的21%，但接受中学以上教育的人数不足0.01%。建国后，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人口文化素质不断提高。50年代，全县普及了小学教育，中学教育也有很大发展。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每万人口中，大学文化程度4人，高中文化程度42人，初中文化程度229人，小学文化程度3518人。全县有文盲、半文盲167976人，占总人口的33.65%。

70年代，全县基本普及了初中教育，高中教育也有较大发展，人口文化素质有了很大提高。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每万人口中，大学文化程度13人，比1964年增加9人；高中文化程度684人，比1964年增加642人；初中文化程度2435人，比1964年增加2206人；小学文化程度3780人，比1964年增加262人。全县有文盲、半文盲109975人，占总人口的18.08%，比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时减少58001人，减少15.57个百分点。

进入80年代，人口文化素质又有很大提高，大、中专文化程度的人口迅速增加。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每万人口中，大学文化程度42人，比1982年增加29人，比全国少100人，比全省少55人；高中文化程度780人，比1982年增加96人，比全国少24人，比全省多66人；初中文化程度3421人，比1982年增加986人，比全国多1087人，比全省多903人；小学文化程度3439人，比1982年减少341人，比全国少266人，比全省少187人。全县有文盲、半文盲93397人，占总人口的 14.83%，比1982年减少16578人，减少0.74个百分点，比全国低1.05个百分点，比全省低2.17个百分点。

身体素质

能的状况，表现为身躯完损、体质强弱、耐力大小、智能高下、反应快慢等。影响身体素质的好坏有先天遗传因素，也有后天环境影响。衡量身体素质的标准是平均身高、体重、坐高、青少年每10年平均身高和体重增长的速度、相对平均体力和耐力水平，此外还有残废低能人口比重、遗传病患者比重、传染病患者比重、婴儿死亡率、总死亡率、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见生命表），等等。提高人口身体素质有赖于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改善医疗条件和加强群众性体育运动。

建国前，境内多数居民温饱得不到解决，身体素质较差，青少年身体发育不良者占11%以上。因卫生医疗条件差，各类常见病、地方病流行，人口患病率高达22.5%。由于妇女妊娠期营养不良及近亲结婚等原因，新生儿残疾率较高，各类残疾人数约占总人口的5%以上。

建国后，境内居民随着生活、卫生医疗条件的改善，身体素质逐渐提高。1965年、1983年和1991年三次以8～19岁青少年身体发育情况进行抽样调查。

由于执行国家《婚姻法》，禁止近亲结婚，妇女妊娠营期营养状况良好，新生儿遗传性疾病患病率和先天性残疾率分别由建国初期的9.8‰和8.1‰降至1991年的3.8‰和3.7‰。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使各类残疾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由建国初期的4.56%，下降到1991年3.23%，比全省同类比例低1.25%。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卫生医疗条件的改善，人口人均寿命不断提高。1964年人口普查统计，全县死亡人口平均年龄为59岁，人口平均期寿命为70.7岁，其中男性为69.2岁，女性为72.3岁。1990年人口普查，全县死亡人口平均年龄为61.54岁，人口平均期望寿命达到73.7岁，比全国高3.0岁，与同期世界发达国家相接近。其中，男性人口期望寿命为71.6岁，女性人口期望寿命为76.0岁。比1964年人口平均期望寿命提高3.0岁，其中，男性提高警惕2.4岁，女性提高3.7岁。至1995年，全县人口平均期望寿命提高到74.1岁，比1990年提高0.4岁。

城市一胎化

一胎化政策的好处是：可以有效控制人口数量。

但其害处是：会使人口的素质下降、带来极大的家庭风险和社会风险！

由生物常识可知：

由于第一胎对母体的强应激以及母体机能的不完善和不适应等因素，

第一胎的素质是较差的；

在畜牧业中，第一胎是绝对不能留作种用的，是要淘汰的！

在第二胎和第三胎时，由于母体已适应生育且还年轻，所以是最好的。

同时，

对于第一胎小孩的培养，

初为人父人母的也毫无经验，难于得到较好的培养（劣胜）。

当人们有了培养小孩的经验时，却不能再生小孩了……（优汰）

农村孩子中素质较高的人都已经进城市，

这些高素质的人只能生一胎（优汰）；

农村孩子中素质相对较低的人只能留在农村当农民，

但这些素质相对较低的农民却能生1.5—2胎（劣胜）。

独生的风险

资料1：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穆光宗认为，独生子女家庭至少存在“六大风险”。

首先是孩子的成长风险。主要是夭折、重病的风险。尤其对于中老年父母，这是毁灭性的风险。

其次是孩子的成才风险。“独柴难烧、独子难教”。由于父母的爱过分聚焦、期望过高、养教方式不甚科学等原因，如果孩子不成器，老无所靠反成其累。

第三是婚姻的冲突风险。独生子女婚姻家庭的不稳定性非常大的，家庭人际矛盾普遍难以调和，若激化则破碎家庭、单亲家庭将随之增多，从而导致社会不和谐因素增大。

第四是家庭的养老风险。在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的情况下，独生子女家庭老年父母依然面临生活照料风险、精神赡养风险甚至经济供养风险。

第五是社会的发展风险。独生子女必然要走向社会，除上述风险外，其个性问题、非智力素质发展失衡、缺乏团队合作精神等也使未来社会的竞争力量、协作力、凝聚力受到巨大挑战。

第六是国家的国防风险。一旦发生战事或抗击自然灾害等，需要独生子女及其家庭奉献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个“严峻的话题”。

“独生子女家庭的‘风险性’就在于‘唯一性’，面临不可预见的风险，很多家庭变得‘不堪一击’、十分脆弱。这就要求我们制定和完善政策的时候，要尽量人性化，考虑到家庭的合理需求，尽可能把独子生育的风险‘最小化’。”穆光宗指出。

他表示，风险应该是事先预防，而不是事后补偿。而规避风险最好的方式，就是“放开二胎”，这是富有远见的社会赋权，因为权利保障幸福，自由促进发展。

“人口安全发展和家庭幸福发展应该成为社会主流的价值取向。至于生一个还是两个以及什么时候生育，这是私权范围内的事，个人、夫妇和家庭应有选择的权力与自由，国家不应干涉。”他直言道。

作为年轻一代的人口学家，穆光宗认为：全面放开“二胎”是一种人性人文的回归，相对符合“国情民意”，符合人们的生育意愿，符合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人口观。就像上世纪70年代末刚实行计划生育时提出的那样，“放开二胎”实际上是一种历史的回归，正所谓“一个少了，三个多了，两个正好”。

穆光宗表示：从历史的观点看，全面恢复二胎生育政策同时也是对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确立的“一胎化”政策的超越和发展。调整生育政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相对短缺问题，但只能收到亡羊补牢之有限效果。

因此，他赞同及早调整生育政策、尽量扩充公民自主选择权的观点和做法。“其实，我并不是反对政府主导的计划生育，只是觉得应该用人性化的方式、符合民情民意民权的方式予以实施，而且一定要立足于家庭利益，要立足于长远的考量。”穆光宗说，“迄今为止，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导向是有偏差的，最初的政策定位并没有在国家利益和民众利益之间找到一个均衡点。”

穆光宗强调，单纯减少人口增量的做法符合计划经济福利性分配体制的要求，却与自由自主的市场经济体制相悖。历史经验表明，单纯的减少措施其弊端已日趋严重，代价和风险越来越大，导致了人口发展的结构性失衡，得不偿失。在低生育水平已经相当稳定而且开始向过低方向演进时，中国的人口控制要及早转向人口调控和人口优化，人口零负增长战略要转向人口均衡协调发展战略。

“计划生育政策迟早要调整的，只是个时间问题。但拖延太久，所积累的代价和风险就会更加巨大，而这些本来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预先避免的。”他说。

中国人口现状

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5》可知：

⒈经济活动人口：76823万人；

⒉国有单位就业人员：6709.9万人，女性：2480.7万人；

⒊集体单位就业人员：897.2万人，女性：336.7万人；

⒋其他单位就业人员：3491.8万人，女性：1410.0万人；

⒌城镇私营和个体就业人员：5515.0；

⒍乡村就业人员：48724万人；

⒎城镇居民平均每户就业人口：1.56人；

⒏城镇总人口数：54283万人，乡村总人口数：75705万人；

⒐城镇平均每户家庭人口：2.98人，农村平均每户常住人口：4.08人；

中国家庭现状

⒈全国总家庭数为：54283 /2.98+75705/4.08=36770.92万户；

⒉农村家庭数：75705/4.08=18555.15万户，占50.46%；

⒊城镇家庭数：54283/2.98=18215.77万户，占49.54%；

⒊女方在国有.集体单位就业家庭数：2480.7+336.7=2817.4万户，占7.66%；

⒋双方在国有.集体单位就业家庭数约：2817.4*80%=2253.92万户，占6.13%;

⒌仅男方在国有.集体单位就业家庭数约：6709.9+897.2-2253.92=5353.18万户，占14.56%；

⒍女方不在国有.集体单位就业城镇家庭数：18215.77-2817.4=15398.37万户，占41.88%。

⒎双方不在国有.集体单位就业城镇家庭数：18215.77-5353.18-2817.4=10045.19万户，占27.32%。

计划生育效果

⒈严格执行一胎的家庭数约为（包括绝大部分女方在国有.集体单位就业家庭、部分仅男方在国有.集体单位就业家庭、少数双方均不在国有.集体单位就业城镇家庭）。

2817.4*90%+5353.18*20%+10045.19*3%=3907.65万户，占10.63%。

⒉已生二胎以上的家庭数约为：36770.92-3907.65=32863.27万户，占89.37%。

⒊已被罚款的家庭数约为：18555.15*50%+（18215.77-3907.65）*70%=19293.26万户，占52.47%。按户均罚款5000元计，共罚款：19293.26*5000=9646.63亿元。

⒋有地下子女的家庭主要有：①机关人员包二奶所生小孩；②富人包二奶所生小孩；③富人夫妻超生后为避免缴高抚养费而寄养在他人名下的小孩；④男方为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女方是非机关事业单位人员所生的小孩；⑤为避免缴抚养费而未公开的小孩。当然，超富的小孩就早移民了。

资料3：国家统计局：全国小学在校生人数已经连续12年下降！

根据国家统计局每年公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公报，可知：

⒈2008年，普通小学在校生10331.5万人，毕业生1865.0万人。

⒉2007年，普通小学在校生10564万人，毕业生1870万人。

⒊2006年，普通小学在校生10712万人，毕业生1928万人。

⒋2005年，普通小学在校生10864万人，毕业生2020万人。

⒌2004年，普通小学在校生11246.2万人，毕业生2135.2万人。

⒍2003年，普通小学在校生11689.7万人，毕业生2267.9万人。

⒎2002年，普通小学在校生12157万人，毕业生2352万人。

⒏2001年，普通小学在校生12543万人。

⒐2000年，普通小学在校生13013万人，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达99.1%。

⒑1999年，小学在校生13548万人，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达99.1%。

⒒1998年，小学在校生13954万人，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达98.9%。

⒓1997年，小学在校生13995万人，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达98.9%。

外延认识

关于人口素质的外延，一直以来都有“三要素”和“二要素”两种观点之争。传统的“三要素论”认为，人口素质包括了身体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这三个方面；并认为身体素质是人口素质的自然条件和基础，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是人口素质的中心。

而“二要素”论则认为：“人口素质”只能由身体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组成。理由是因为：如果把思想道德素质包括进去，就会因为缺乏统一的衡量尺度，难以进行人口素质的比较；即便是把人类所必须遵循的道德规范进行指标分类和量化，这也是很难解决的问题。

无论是“三要素”观点，还是“二要素”的观点，都反映了人是由生理和心理等组成的复杂的统一体。但是在综合评价人口素质时，道德问题的分析是很困难的，因此，国内外的许多人口研究学者也都回避这一问题. 本文在对人口素质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时，也仅选取身体素质和文化素质的相关指标，不再考虑思想道德素质对人口素质的影响。

指数描述

人口平均期望寿命、人口平均身高和体重、儿童智力水平；人口文化程度；科技人员和熟练劳动者占人口的比重等。人口素质的形成受多种因素制约，先天遗传因素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人的体质、智力的发展，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水平、生活条件、医疗卫生条件、教育与学习条件等社会经济因素，是形成人口素质的决定性因素。

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国内外学者对人口素质的定量描述进行了不同的尝试，具有代表性的衡量人口素质的模型主要有PQLI、ASHA、HDI等三种指数形式：

PQLI

质福利领域进步状况的综合指标，其主要目的在于反映一个国家满足其人民基本需要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定义变量：KWTBⅪMI表示为婴儿死亡率指数、LEI表示为预期寿命指数、LⅡ表示为识字率指数，PSBD表示为每千名婴儿实际死亡数，PLM表示为15岁以上人口中识字人数，TM表示为15岁以上总人。

从上面的指标选取和计算方式知道，PQLI指数选取的三个指标主要涉及的是身体素质方面，在工业化程度比较低的社会中，能比较好的反映人口素质状况，而且指标选取简单，也便于操作。但PQLI指数在反映人口素质上的缺陷也是明显的，首先，指标涉及面很窄，只有身体和智力两大领域，对于全面分析了解人口素质是不够的；其次，仅用成人识字率作为文化素质指标，并没有体现人口文化教育水平；再次，PQLI指数主要适合与那些发展中国家居民的生活质量的评定，其适用的国家受到了较大限制；另外，在指数的合成过程中采用的是简单平均方法，该方法采用了各指标在模型中的等权重法，而事实上各指标在模型中的重要性不仅是不同的，因此，PQLI模型方法具有实用中的局限性。

人口素质指数PQLI要优于其他人口素质的指标体系。首先它的研究对象就是工业化程度比较低的国家，这与中国的情况具有相似性；其次PQLI指数选取的指标比较简单，也比较利于研究者进行数据的分析。

ASHA

指数是美国社会卫生组织（American Social Health Association，缩写为ASHA）提出的，主要用来反映一个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在满足人民基本需要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定义变量：ER表示为就业率、LI表示为识字率、AALI表示为平均预期寿命指数、PGNPID表示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PB表示为人口出生、BMR表示为婴儿死亡率、AAL表示为平均预期寿命。该指数在具体计算之前，先将平均预期寿命指标转为指数形式。ASHA指数选取的指标有较大代表性，使用的乘除合成法也比较科学合理，但使用在人口素质上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⑴指标选取多偏向于社会指标，而经济指标及其两者相交叉指标考虑较少；⑵没有对各个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⑶认为各个指标对整体的影响程度相同，没有加权平均，没有区分各指标的不同权重，而且乘除合成法使得指数值的变动对每个指标过于敏感，尤其是较小的指标值变动对指数的影响作用过于突出。

HDI

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缩写为HDI）系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出版的《1990年人类发展报告》中首次提出的。该指数主要讨论了人类发展的定义与测量、经济增长与人类发展的关系以及90年代人类发展战略等问题。它主要是用来测定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状态程度的一个综合指标。该指数选择预期寿命、成人识字率和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实际人均GDP三个指标来评价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其计算公式：

即将各国的三个指标指数化（无量纲化），每个指数均以该国家该项指标的极差为分母，以该项指标的最大值与某国该项指标的实际值之差为分子。

将HDI作为全面评价人类发展水平的测度指标，这无疑为人们评价社会发展程度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但仅选择预期寿命、成人识字率和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实际人均GDP三个指标来评价一个国家的人口素质情况是不全面的，而且这三个指标仅与健康、教育和生活水平有关，也不能综合全面反映人口素质的发展状况。其次，据有关研究表明，HDI与其各个构成指标之间都存在高度的正相关；再次，在最大值和最小值的选取上也缺少相应的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