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的作者佚名,绝大部分已经无法考证,传为尹吉甫采集、孔子编订。《诗经》在先秦时期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诗经在内容上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风》是周代各地的歌谣;《雅》是周人的正声雅乐,又分《小雅》和《大雅》;《颂》是周王庭和贵族宗庙祭祀的乐歌,又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
孔子曾概括《诗经》宗旨为“无邪”,并教育弟子读《诗经》以作为立言、立行的标准。先秦诸子中,引用《诗经》者颇多,如孟子、荀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人在说理论证时,多引述《诗经》中的句子以增强说服力。至汉武帝时,《诗经》被儒家奉为经典,成为《六经》及《五经》之一。
成书过程
名称由来
因为后来传世的版本中共记载有311首,为了叙述方便,就称作“诗三百”。之所以改称《诗经》,是由于汉武帝以《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的缘故。
产生年代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最早的记录为西周初年,最迟产生的作品为春秋时期,上下跨度约五六百年。产生地域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南到长江北岸,分布在陕西、甘肃、山西、山东、河北、河南、安徽、湖北等地。
《周颂》时代最早,在西周初年产生,是贵族文人作品,以宗庙乐歌、颂神乐歌为主,也有部分描写农业生产。
《小雅》产生于西周晚年到东迁以后。
创作者
创作背景
西周取代殷商,除了商纣暴虐无道,主要与其实行奴隶制经济制度有关。西周建立以后,为缓和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尖锐矛盾,缓和阶级斗争,变奴隶制为农奴制,正如王国维在《殷商制度论》中所言:“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间的三大变革,自其表而言之,不过一家一姓之兴亡,与都邑之转移。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
西周较之殷商,由于经济制度的巨大变革,促使社会在精神文明方面产生飞跃性的进步,作为文学代表的《诗经》出现是时代进步的必然产物,而它反过来又促进了社会的文明进步。
传承历史
据说春秋时期流传下来的诗有3000首之多,后来只剩下311首(其中有六首笙诗有目无诗)。孔子编纂诗经之后,最早明确记录的传承人,是“孔门十哲”、七十二贤之一的子夏,他对诗的领悟力最强,所以由其传诗。
内容简介
《诗经》现存305篇(此外有目无诗的6篇,共311篇),分《风》、《雅》、《颂》三部分。
《雅》分《大雅》、《小雅》,多为贵族祭祀之诗歌,祈丰年、颂祖德。《大雅》的作者是贵族文人,但对现实政治有所不满,除了宴会乐歌、祭祀乐歌和史诗而外,也写出了一些反映人民愿望的讽刺诗。《小雅》中也有部分民歌。
《颂》则为宗庙祭祀之诗歌。《雅》、《颂》中的诗歌对于考察早期历史、宗教与社会有很大价值。
风篇
《风》包括了十五个地方的民歌,包括今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等地,大部分是黄河流域的民间乐歌。多半经过润色后的民间歌谣叫“十五国风”,有160篇,是《诗经》中的核心内容。“风”的意思是土风、风谣。
1、周南
关雎、葛覃、卷耳、樛木、螽斯、桃夭、兔罝、芣苢、汉广、汝坟、麟之趾
2、召南
鹊巢、采蘩、草虫、采苹、甘棠、行露、羔羊、殷其雷、摽有梅、小星、江有汜、野有死麕、何彼秾矣、驺虞
3、邶风
柏舟、绿衣、燕燕、日月、终风、击鼓、凯风、雄雉、匏有苦叶、谷风、式微、旄丘、简兮、泉水、北门、北风、静女、新台、二子乘舟
4、鄘风
柏舟、墙有茨、君子偕老、桑中、鹑之奔奔、定之方中、蝃蝀、相鼠、干旄、载驰
5、卫风
淇奥、考盘、硕人、氓、竹竿、芄兰、河广、伯兮、有狐、木瓜
6、王风
黍离、君子于役、君子阳阳、扬之水、中谷有蓷、兔爰、葛藟、采葛、大车、丘中有麻
7、郑风
缁衣、将仲子、叔于田、大叔于田、清人、羔裘、遵大路、女曰鸡鸣、有女同车、山有扶苏、萚兮、狡童、褰裳、丰、东门之墠、风雨、子衿、扬之水、出其东门、野有蔓草、溱洧
8、齐风
鸡鸣、还、著、东方之日、东方未明、南山、甫田、卢令、敝笱、载驱、猗嗟
9、魏风
葛屦、汾沮洳、园有桃、陟岵、十亩之间、伐檀、硕鼠
10、唐风
蟋蟀、山有枢、扬之水、椒聊、绸缪、杕杜、羔裘、鸨羽、无衣、有杕之杜、葛生、采苓
11、秦风
车邻、驷驖、小戎、蒹葭、终南、黄鸟、晨风、无衣、渭阳、权舆
12、陈风
宛丘、东门之枌、衡门、东门之池、东门之杨、墓门、防有鹊巢、月出、株林、泽陂
13、桧风
羔裘、素冠、隰有苌楚、匪风
14、曹风
蜉蝣、候人、鸤鸠、下泉
15、豳风
七月、鸱鸮、东山、破斧、伐柯、九罭、狼跋
雅篇
《雅》是周王朝国都附近的乐歌,共105篇。包括大雅小雅,共31篇。
《雅》为周王畿内乐调。《大雅》主要歌颂周王室祖先乃至武王、宣王等之功绩,有些诗篇也反映了厉王、幽王的暴虐昏乱及其统治危机。
《大雅》的作品大部分作于西周前期,作者大都是贵族,谓高尚雅正等。旧训雅为正,谓诗歌之正声。《诗大序》:“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
大雅的作品主要有《文王》、《卷阿》、《民劳》,小雅有《鹿鸣》、《采薇》、《斯干》等。
小雅
1、鹿鸣之什
鹿鸣、四牡、皇皇者华、常棣、伐木、天保、采薇、出车、杕杜、鱼丽
2、南有嘉鱼之什
南有嘉鱼、南山有台、蓼萧、湛露、彤弓、菁菁者莪、六月、采芑、车攻、吉日
3、鸿雁之什
鸿雁、庭燎、沔水、鹤鸣、祈父、白驹、黄鸟、我行其野、斯干、无羊
4、节南山之什
节南山、正月、十月之交、雨无正、小旻、小宛、小弁、巧言、何人斯、巷伯
5、谷风之什
谷风、蓼莪、大东、四月、北山、无将大车、小明、鼓钟、楚茨、信南山
6、甫田之什
甫田、大田、瞻彼洛矣、裳裳者华、桑扈、鸳鸯、頍弁、车辖、青蝇、宾之初筵
7、鱼藻之什
鱼藻、采菽、角弓、菀柳、都人士、采绿、黍苗、隰桑、白华、绵蛮、瓠叶、渐渐之石、苕之华、何草不黄
大雅
1、文王之什
文王、大明、绵、棫朴、旱麓、思齐、皇矣、灵台、下武、文王有声
2、生民之什
生民、行苇、既醉、凫鹥、假乐、公刘、泂酌、卷阿、民劳、板
3、荡之什
荡、抑、桑柔、云汉、崧高、烝民、韩奕、江汉、常武、瞻昂、召旻
颂篇
《颂》共有40篇。
对于《颂》的释义,最早见于《诗·大序》:“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孔颖达《毛诗正义》说:“颂者”之下省略了“容也”二字。朱熹《诗集传》说:“颂”与“容”古字通用。
据阮元《□经室集·释颂》的解释,“容”的意思是舞容,“美盛德之形容”,就是赞美“盛德”的舞蹈动作。如《周颂·维清》是祭祀文王的乐歌,《小序》说:“奏象舞也。”
郑玄《毛诗传笺》说:“象舞,象用兵时刺伐之舞。”就是把周文王用兵征讨刺伐时的情节、动作,用舞蹈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可以证明祭祀宗庙时不仅有歌,而且有舞,“载歌载舞”可以说是宗庙乐歌的特点。
颂的名篇主要有《清庙》、《维天之命》、《噫嘻》等。
周颂
1、清庙之什
清庙,维天之命,维清,烈文,天作,昊天有成命,我将,时迈,执竞,思文
2、臣工之什
臣工、噫嘻、振鹭、丰年、有瞽、潜、雝、载见、有客、武
3、闵予小子之什
闵予小子、访落、敬之、小毖、载芟、良耜、丝衣、酌、桓、赉、般
鲁颂
商颂
主要注本
单疏本文字最佳,综合敦煌写卷及日藏宋本,保存孔颖达原貌的单疏本达全书87.5%。
元代以后各版本均出自元刻十行本,就“附释文注疏本”而言,北监本、汲古阁本、武英殿本最差,元刻本、李元阳本稍好,宋刻十行本和阮刻本略佳,但均不如单疏本。
《诗集传》现存两部宋刻本,均不全。其一藏北京图书馆,另一部原系杭州丁氏八千卷楼藏书,残存8卷。
元刻本亦存两部,其一藏北京图书馆,另一部存台湾。明清刻本较多。《四部丛刊三编》有影印宋刊本《诗集传》20卷,尚可见原书面貌。
通行的有1958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排印本。
《毛诗传笺通释》有道光十五年乙未学古堂初刻本,流传的已极少。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由广雅书局翻刻了一次(后编入广雅书局丛书),对初刻版的错误(包扩引书的错误)有所订正,大致情形见于廖廷相的跋语。同年王先谦编印皇清经解读编收入此书,翻刻时也有所校正。
《毛诗传笺通释》同有1929年中华书局铅印本。
《诗毛氏传疏》贬抑朱熹《诗集传》,笃信诗序。尊崇《毛传》,不满郑玄兼采“三家”诗说,专从文字、声韵、训诂、名物等方面阐发《毛诗》本义,颇多精当的见解,是清代研究毛诗的集大成著作。但书中对诗的文学意义则涉及不多。对于《毛传》错误,也曲为护,颇有因循墨守的缺陷。
本书有道光二十七年陈氏原刊本,曾收入《皇清经解续编》,今通行有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
《诗经选译》(增补本)是著名学者余冠英译,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56年北京第1版,1960年2月北京第2版,1962年3月北京第7次印刷。
本书共选收余冠英译注的《诗经》作品64篇(“风”50篇,“雅”13篇,“颂”1篇),其中《株林》是新增加的,《防有雀巢》和《白华》出自人民文学出版社《诗经选译》(1960年版),其余都是从《诗经选》(1979年版)再选出来。
作品鉴赏
现实主义
《诗经》关注现实、抒发现实生活触发的真情实感,这种创作态度,使其具有强烈深厚的艺术魅力,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第一座里程碑。《诗经·国风》是中国现实主义诗歌的源头,在《七月》中,可以看到奴隶们血泪斑斑的生活,在《伐檀》可以感悟被剥削者阶级意识的觉醒,愤懑的奴隶向不劳而获的统治阶级大胆地提出了正义质问:“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守不猎,胡瞻尔庭有县獾兮?”有的诗中还描写劳动者对统治阶级直接展开斗争,以便取得生存的权利。在这方面,《硕鼠》具有震颤人心的力量。
诗经六义
“诗六义”是《诗大序》(《毛诗序》)最先提出,这个提法又是以《周礼》“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的旧说为根据,对《诗经》中作品的分类和表现手法所做的高度概括。
一、比,就是譬喻。
比喻还可以突出事物的特征。因为比喻都是取整体上差异较大,而某一方面有共同性的事物来相比,喻体与本体相同之处往往就相当突出。因此,在比喻中,便常常有夸张的性质。如《硕鼠》,就其外形、生物的类别及其发展程度的高低而言,本体与喻体的差别是相当之大的;但是,在不劳而获这一点来说,却完全一致,所以这个比喻实际上是一种夸张的表现。
一般的比喻,是以形体喻形体,色彩喻色彩,光泽喻光泽,声音喻声音,气味喻气味,动作喻动作,感觉喻感觉,景况喻景况。
《邶风·简兮》:“执辔如组,两骖如舞。”以形态比形态;
《唐风·椒聊》:“椒聊之实,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硕大无朋”。以某种繁多之物喻人之多生;
《王风·黍栗》:“中心如醉”,“中心如咽”。以感觉喻感觉;
《诗经》中的“比”有两点应特别加以注意:
另一种为同时运用通感的修辞手法。也就是说比喻中打破了事物在人的听、说、触方面的界限。如:
《小雅·节南山》:“节彼南山,维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以山之高峻,比喻师尹地位之显赫、重要,此以具体物之高,喻抽象的地位之显赫。
《邶风·谷风》:“习习谷风,以阴以雨,黾勉同心,不宜有怒。”以山谷之风,喻人之盛怒,以自然现象喻人情绪之变化,是通感之比。
《诗经》中的比是多种多样的,大多是篇中有比的句子,个别为全诗皆含比意,如《硕鼠》。
二、兴是借助其他事物作为诗歌的开头。
朱熹《诗集传》说:“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兴即引发、开头。包括两种情况:
一、情触于物而发为歌咏(即用一个同表现内容相协调的事物为开头)。
从文学发源的整个过程来说,兴是早期诗歌的特征;从诗歌作者的层次来说,它是民歌的特征;如从创作方式来说,它是口头文学的特征。采用兴的手法的作品多在《国风》之中。汉代以后,虽《诗经》被视为经典,比兴之法被提到很高的地位,但如同《诗经·国风》一样单纯起韵的兴词并不见于文人的创作;而从引发情感的事物写起的兴,同比和赋的手法很接近。
再如《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他也标为“兴也”,解释时却说:“周礼,仲春令会男女,然则桃之有华,正婚姻之时也。”又成了“赋”。
这样,赋、比、兴三者的界限就又乱了。比较适合的划分是,凡与当时情景之描述有关联者,都应归于赋,如《卷耳》、《黍离》、《蒹葭》、《七月》;凡有比喻、象征意义者,都应归之比,如《关雎》、《桃夭》、《谷风》、《无衣》;只有无法与诗本义联系的,才是兴,如《黄鸟》、《采薇》等。
三、赋。
《诗集传》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
这里所谓“直言之”,是说不以兴词为引,也不用比的手法,并不是不要细致的形容描绘。因此可以说:兴、比以外的其他一切表现手段,都可以包括在“赋”的范围之内。作为一种写作手段,它包括得十分广泛。就《诗经》言之,它包括叙述、形容、联想、悬想、对话、心理刻画等。《七月》、《生民》全诗都用赋法,无论对于弃儿情节的叙述,还是对于祭祀场面的描写,都极为生动。《东山》、《采薇》二首,除《东山》第一章“蜎蜎者蠋,烝在桑野”外,也全用赋法。但这两首诗写行役征人之心绪,可谓淋漓尽致:“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是最上乘的写景诗。所以,《诗经》的赋法不只是指叙述,不只是所谓“直陈其事”,在抒情写景方面,也达到很高超的地步。
《诗经》中也有通过人物的对话来抒情、叙述的。如《郑风·溱洧》,表现三月间水暖花开之时,男女青年在水边游玩戏谑的情景。通篇并无兴词,也全无比喻,却描绘出一幅充满欢乐气氛的民俗画。
赋法中,也包括叙写、联想与悬想。如《豳风·东山》第三章写到“有敦瓜苦,烝在栗薪”,从而引出“自我不见,于今三年”;第四章更承上“瓜苦”(瓜瓠,结婚合卺之物)而联想及结婚时情景,作为对于将要面对的现实的烘托或反衬等。
《诗经》中有些纯用赋法的诗中,也创作出了很深远的意境。《黍离》、《君子于役》、《蒹葭》全用赋法,既无兴词,也无比喻,然而抒情味道之浓、意境之深远、情调之感人,后来之诗,少有其比。诗人写景不是专门描摹之,从抒情中带出;而情又寓于景。
重章叠句
《诗经》的句式,以四言为主,四句独立成章,其间杂有二言至八言不等。二节拍的四言句带有很强的节奏感,是构成《诗经》整齐韵律的基本单位。四字句节奏鲜明而略显短促,重章叠句和双声叠韵读来又显得回环往复,节奏舒卷徐缓。《诗经》重章叠句的复沓结构,不仅便于围绕同一旋律反复咏唱,而且在意义表达和修辞上,也具有很好的效果。
除同一诗章重叠外,《诗经》中也有一篇之中,有两种叠章,如《郑风·丰》共四章,由两种叠章组成,前两章为一叠章,后两章为一叠章;或是一篇之中,既有重章,也有非重章,如《周南·卷耳》四章,首章不叠,后三章是重章。
《诗经》的叠句,有的在不同诗章里叠用相同的诗句,如《豳风·东山》四章都用“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开头,《周南·汉广》三章都以“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结尾。有的是在同一诗章中,叠用相同或相近的诗句,如《召南·江有汜》,既是重章,又是叠句。三章在倒数第二、三句分别叠用“不我以”、“不我与”、“不我过”。
《诗经·国风》中的叠字,又称为重言。“伐木丁丁,鸟鸣嘤嘤”,以“丁丁”、“嘤嘤”摹伐木、鸟鸣之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以“依依”、“霏霏”,状柳、雪之态。这类例子,不胜枚举。和重言一样,双声叠韵也使诗歌在演唱或吟咏时,章节舒缓悠扬,语言具有音乐美。《诗经·国风》中双声叠韵运用很多,双声如“参差”、“踊跃”、“黾勉”、“栗烈”等等,叠韵如“委蛇”、“差池”、“绸缪”、“栖迟”等等,还有些双声叠韵用在诗句的一字三字或二字四字上。如“如切如磋”(《卫风·淇奥》)、“爰居爰处”(《邶风·击鼓》)、“婉兮娈兮”(《齐风·甫田》)等。
语言风格
《诗经》时代,汉语已有丰富的词汇和修辞手段,为诗人创作提供了很好的条件。《诗经》中数量丰富的名词,显示出诗人对客观事物有充分的认识。《诗经》对动作描绘的具体准确,表明诗人具体细致的观察力和驾驭语言的能力。如《芣莒》,将采芣莒的动作分解开来,以六个动词分别加以表示:“采,始求之也;有,既得之也。”“掇,拾也;捋,取其子也。”“袺,以衣贮之而执其衽也。襭,以衣贮之而扱其衽于带间也。”(朱熹《诗集传》卷一)六个动词,鲜明生动地描绘出采芣莒的图景。后世常用的修辞手段,在《诗经》中几乎都能找:夸张如“谁谓河广,曾不容刀”(《卫风·河广》),对比如“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卫风·氓》),对偶如“縠则异室,死则同穴”(《王风·大车》)等等。
皆有曲调
诗与乐的关系密切,诗三百皆有曲调。《诗经》中的乐歌,原来的主要用途,一是作为各种典礼礼仪的一部分,二是娱乐,三是表达对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看法。
学术研究
一、先秦时期。
二、汉学时期(汉至唐)。
汉初《诗》成为“经”。鲁、齐、韩、毛四家传诗,反映汉学内部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斗争。以毛诗为本,兼采三家的郑玄的《毛诗传笺》,实现今文、古文合流,是《诗经》研究的第一个里程碑。汉初传授《诗经》的共有四家,也就是四个学派:齐之辕固生,鲁之申培,燕之韩婴,赵之毛亨、毛苌,简称齐诗、鲁诗、韩诗、毛诗(前二者取国名,后二者取姓氏)。齐、鲁、韩三家诗在西汉被立为博士,成为官学。“毛诗”虽然晚出,西汉也未被立为官学,但在民间广泛传授,并最终压倒了三家诗,盛行于世。后来三家诗先后亡佚,现代看到的《诗经》就是“毛诗”一派传本。
魏晋南北朝时,汉学内部发展为郑学王学之争、南学北学之争。北学基本继承汉代章句之学,南学则承袭魏晋以来以玄解儒的学风。各有所师、各有所本的状况,不但造成思想上的混乱和理论上的歧异,而且也使国家在科举考试中缺乏统一的标准。
三、宋学时期(宋至明)。
宋人为解决后期封建社会的矛盾而改造儒学,兴起自由研究、注重实证的思辨学风,对汉学《诗经》之学提出批评和诠争,压倒了汉学。朱熹的《诗集传》是宋学《诗经》研究的集大成著作,它以理学为思想基础,集中宋人训诂、考据的研究成果,又初步地注意到<诗经》的文学特点,是《诗经》研究的第三个里程碑。
四、新汉学时期(清代)。
清人提倡复兴汉学,是以复古为解放,要求脱离宋明理学的桎梏。清初疏释《诗经》的著作宋学汉学通学,经过斗争,汉学压倒宋学。乾嘉时期的政治高压,产生了以古文经学为本的考据学派,对《诗经》的文字、音韵、训诂、名物进行了浩繁的考证。道咸以后的社会危机,又产生了今文学派,他们搜辑研究三家诗遗说,通过发挥微言大义,来宣传社会改良主义。新汉学内部又展开今文学与古文学的斗争。超出宋学、汉学以及清今文、清古文各派斗争之外的,还有姚际恒、崔述、方玉润的独立思考派。
现代
作为《诗》学史上的重要转折点,二十世纪前叶的《诗经》研究具有不同于之前及之后的《诗经》研究的独特之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社会转型、文化更替、学术转轨,一切都处于新旧杂陈,日渐趋新的状态。早在“五四”以前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鲁迅为代表的民主革命派就以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来研究《诗经》。
在《诗经》研究领域中,研究主体方面既有传统旧式学者如章太炎、吴闿生、林义光等,又有接受过现代教育,学贯中西,具有较高综合素质的新式学者,如胡适、闻一多。
新式学者以现代研究理念为指导,在新研究模式下取得的学术成果,是这一时期《诗经》研究的主流,代表了当时《诗经》研究所能达到的水平。胡适是现代《诗经》研究的开山人,顾颉刚的《<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朱自清的《赋比兴说》、朱东润的《诗心论发凡》、闻一多的《歌与诗》等现代学者的著作,以其系统、条理、缜密的特性远胜传统《诗》学著作。最具代表性的是闻一多,他在研究《诗经》的丰富著作中提出许多新颖的见解,把民俗学的方法、文学分析的方法和考据的方法结合起来,揭示《诗经》的内容和艺术性,并且创始了《诗经》新训诘学。
郭沫若是《诗经》今译的创始者,并且提出一个把《诗经》运用于古代史研究的科学研究体系。193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广泛利用《诗》、《书》、《易》及甲骨文、金文等历史文献资料开始探讨中国古代社会形态。1945年出版的《十批判书》和《青铜时代》,对前期观点作了进一步发展,并修正了部分论点,确切地建立了关于西周奴隶社会的学说。两书普遍征引《诗经》作为论证。1952年出版的《奴隶制时代》收辑建国后的研究论文,书中许多文章论及《诗经》,尤其是《关于周代社会的商讨》和《简单地谈谈诗经》,对《诗经》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作出全面的评价。
从以上筒略的发展轮廓可以看到,两千余年的《诗经》研究,主要集中于四个方面:
一、关于《诗经》的性质、时代、编订、体制、传授流派和研究流派的研究;
二、对于各篇内容和艺术形式的研究;
三、对于其中史料的研究;
四、文字、音韵、训诂、名物的考证研究以及校勘、辑侠等研究资料的研究。
价值影响
一、社会功用
《诗经》的编集本身在春秋时代,其实主要是为了应用:
通过赋诗来进行外交上的来往,在春秋时期十分广泛,这使《诗经》在当时成了十分重要的工具。《左传》中有关这方面情况记载较多,有赋诗挖苦对方的(《襄公二十七年》),听不懂对方赋诗之意而遭耻笑的(《昭公二十年》),小国有难请大国援助的(《文公十三年》)等等。这些引用《诗》的地方,或劝谏、或评论、或辨析、或抒慨,各有其作用,但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凡所称引之诗,均“断章取义”——取其一二而不顾及全篇之义。这种现象,在春秋时期堪称“蔚成风气”。这就是说,其时《诗经》的功用,并不在其本身,而在于“赋诗言志”。想言什么志,则引什么诗,诗为志服务,不在乎诗本意是什么,而在乎称引的内容是否能说明所言的志。这是《诗经》在春秋时代一个实在的,却是被曲解了其文学功能的应用。
赋诗言志的另一方面功用表现,切合了《诗经》的文学功能,是真正的“诗言志”——反映与表现了对文学作用与社会意义的认识,是中国文学批评在早期阶段的雏形。如《小雅·节南山》:“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大雅·民劳》:“王欲玉女,是用大谏”等。诗歌作者是认识到了其作诗的目的与态度的,以诗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表达自己对社会、人生的态度,从而达到歌颂、赞美、劝谏、讽刺的目的。这是真正意义上的赋诗言志,也是使赋诗言志真正切合《诗经》的文学功能及其文学批评作用。
《诗经》社会功用的另一方面,是社会(包括士大夫与朝廷统治者)利用它来宣扬和实行修身养性、治国经邦——这是《诗经》编集的宗旨之一,也是《诗经》产生其时及其后一些士大夫们所极力主张和宣扬的内容。
孔子十分重视《诗经》,曾多次向其弟子及儿子训诫要学《诗》。孔子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阳货》)这是孔子对《诗经》所作出的具有高度概括性的“兴、观、群、怨”说,也是他认为《诗经》之所以会产生较大社会功用的原因所在。孔子的“兴、观、群、怨”说阐明了《诗经》的社会功用,既点出了《诗经》的文学特征——以形象感染人,引发读者的想像与联想,又切合了社会与人生,达到了实用功效。
二、历史与民俗价值
《诗经》的民俗价值也显而易见,包括恋爱、婚姻、祭祀等多个方面。如《邶风·静女》写了贵族男女青年的相悦相爱;《邶风·终风》是男女打情骂俏的民谣;《郑风·出其东门》反映了男子对爱情的专一。这些从不同侧面和角度反映表现各种婚姻情状的诗篇,综合地体现了西周春秋时期各地的民俗状况,是了解中国古代婚姻史很好的材料,从中也能了解到古代男女对待婚姻的不同态度和婚姻观。
三、礼乐文化及其它价值
周代文化的鲜明特征之一,产生了不同于前代而又深刻影响后代的礼乐文化。其中的礼,融汇了周代的思想与制度,乐则具有教化功能。《诗经》在相当程度上反映、表现了周代的这种礼乐文化,成了保存周礼有价值的文献之一。
例如,《小雅》的《南有嘉鱼》《南山有台》,均为燕飨乐章,它们或燕乐嘉宾,或臣工祝颂天子;而《寥萧》则为燕远国之君的乐歌。从中可知周朝对于四邻远国,已采取睦邻友好之礼仪政策,反映了周代礼乐应用的广泛。又如《小雅·彤弓》,记叙了天子赐有功诸侯以彤弓,说明周初以来,对于有功于国家的诸侯,周天子均要赐以弓矢,甚而以大典形式予以颁发。相比之下,《小雅·鹿鸣》的代表性更大些,此诗是王者宴群臣嘉宾之作。“周公制礼,以《鹿鸣》列于升歌之诗。”朱熹更以为它是“燕飨通用之乐歌”诗中所写,不光宴享嘉宾,还涉及了道(“示我周行”)、德(“德音孔昭”),从而显示了“周公作乐以歌文王之道,为后世法”。
传统影响
一、现实主义精神与传统
《诗经》立足于社会现实生活,没有虚妄与怪诞,极少超自然的神话,描述的祭祀、宴饮、农事是周代社会经济和礼乐文化的产物,对时政世风、战争徭役、婚姻爱情的叙写,展现的是周代政治状况、社会生活、风俗民情,这一“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精神传统为后世所代代继承和发扬。
二、抒情诗传统
从《诗经》开始,抒情诗成为诗歌的主要形式之一。
三、风雅与文学革新
四、赋比兴的垂范
《诗经》的诞生(包括产生、采集与编成),首先在诗歌体裁形式上创立了中国诗歌史上的新体式——四言体。在《诗经》之前,诗歌虽说已诞生,但尚无自己固定的体式,且还流于口头形式,一般以二言为主;到《诗经》时,中国诗歌开始真正奠定了自己的创作格局,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体式,也就是说,中国诗歌的真正起步,始于《诗经》时代。
《诗经》不仅创立了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个有形的历史阶段——四言诗,且这种体式影响波及了后世各代的诗歌创作:一,后代的五、七言诗,尤其五言诗,是在它基础上的突破与扩展;二,即便在五、七言时代,也还有作者创作了不少四言诗,沿袭了《诗经》形式。
从诗歌的节奏韵律上说,《诗经》也为后世诗歌创了先例,尤其在诗歌的押韵形式与韵部等方面,为后世诗歌提供了范式与典型,这在诗歌创作史上具有重要价值与意义。
更重要的是,《诗经》在创作上首开了写真的艺术风格——以其朴素、真切、生动的语言,逼真地刻画和表现了事物、人物及社会的特征,艺术地再现了社会的本质,为后世文学创作(尤其诗歌创作)提供了艺术写真的楷模与借鉴范式。具体地说,《诗经》为当时和后世活画了一卷社会与历史图画,真实地反映了上古时代社会的面貌,讴歌了上古时代人民的勤劳、勇敢,鞭挞了统治阶级的卑劣、无耻,为后世留下了立体的、具象的历史画卷,是一部丰富生动的上古时代百科全书。
域外影响
北美在二十世纪初期才开始《诗经》译介。单篇译文大量散见于期刊和各种选集,重要译本有美国新诗运动领袖意象派大师埃兹拉·庞德(E·Pound,1885~1972)的选译本《孔子颂诗集典》(1954),海陶玮(J·R·Hightower)的全译本、麦克诺顿(Wenaughton)的全译本。庞德的英译曾引起热烈讨论,他向美国读者特别推崇以《诗经》为源头的中国古典诗歌。
沙俄时期原已有15种《诗经》译本(选译和全译),50年代以后,由于中苏两国关系、文化交往大有进展,从事译介的都是中国古代文学专家和科学院院士,以王西里院士、什图金院士、费德林通迅院士的影响最大。
历史评价
孔子:“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不学诗,无以言”。
孟子:“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
荀子:“始乎诵经,终乎读礼”。
司马迁:“《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董仲舒:“所闻‘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从变从义,而一以奉人。’”
何休:“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劳者歌其事,饥者歌其食”。
朱熹:“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朱熹第一次明确提出《诗经》是里巷歌谣(民歌)说;二是淫诗说。特别是在谈及“郑风”时,他认为“郑风”十有八九都是淫诗。
梁启超:“现存先秦古籍,真赝杂糅,几乎无一书无问题,其真金美玉,字字可信者,《诗经》其首也。”
胡适:“《诗经》并不是一部经典,确实是一部古代歌谣的总集”。
鲁迅:“(《诗经》是)中国最古的诗选”,“以性质言,风者,闾巷之情诗;雅者,朝廷之乐歌;颂者,宗庙之乐歌也。”
比奥(M·EdouardBiot):“(《诗经》是)东亚传给我们的最出色的风俗画之一,也是一部真实性无可争辩的文献。”
费德林:“《诗经》是中国古代的一部独具一格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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